摘要：澳大利亚女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所著的《希望的平原》深刻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对土著居民的残暴统治，以及对当地环境的疯狂破坏。招致这一恶果的正是统治人们思想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甚至土著居民也在这一思想的教唆下漠视自然，迫害自然。本文将从生态批评的视角探求导致生态危机的历史文化根源。
关键词：希望的平原；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批评；文化根源
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被誉为“来自澳洲最杰出的歌者”，她对于澳洲大地的眷恋与固守不言而喻。《希望的平原》是赖特的第一部作品，小说以澳大利亚北部圣道明教区为背景，以原住民艾薇（Ivy）及其女儿玛丽（Mary）为主人公，描写了英国人在占领澳大利亚后对原住民的殖民统治以及对澳洲土地的践踏。作者透过小说人物表达了她对于故土昔日风采的眷恋，同时又不满于原住民被教化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本文以林恩·怀特（Lynn White）生态批评思想为依托，通过分析基督教的理念及其对异教泛灵论的摧毁和由此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进而探究导致这场生态危机的历史文化根源。
小说的女主人公是年轻的混血儿艾薇，她对自己的白人父亲一无所知，自幼跟着原住民母亲一起生活。像其他“被偷走的孩子”一样，艾薇被教区政府强行送到原住民儿童收容所。艾薇七岁起就遭到教区首领吉普（Jipp）的骚扰，直至几年后怀上他的孩子。随后，吉普命令原住民艾略特（Elliot）和艾薇结婚。在艾略特非打即骂的日子中，艾薇诞下了混血儿玛丽，但早已神情恍惚的她，还没有见到女儿，便被送离了圣道明教区，并规定永远不准回来。此后的艾薇，由于受到精神病院和老妇人贝西（Bassie）的折磨，年仅三十的她就变得神志不清、白发蓬乱，混迹于羊群之中度日。数十年之后母女相见，母亲的呆滞和女儿的惊悚与失望，将这个凄惨的故事带入了尾声。
《希望的平原》中的故事情节扣人心弦，读者也都为艾薇这一生的凄惨而扼腕叹息。然而赖特所关注的焦点并没有停留在土著民族的悲惨命运上，而是向更深层次挖掘——被破坏的澳洲生态环境。因此，在赖特的叙述中，处处可见她的生态批评思想——作品不乏对小说人物要主宰自然这一心理活动的细微刻画，对当地生态环境的逼真描绘，尤其是被殖民者破坏所致的荒凉与狼藉。对逝去的土地的哀伤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谴责，无不充盈饱满的流露在其字里行间。
一、 生态批评的文化诉求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人类开始注意到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危机，越来越多的人致力于环境保护。但这样的保护大多是在环境遭到破坏时方才亡羊补牢，亦或是以经济利益至上，将一片优美的环境圈起来作为自然保护区，供游人参观赏玩。如此之保护可谓治标不治本。究其根源，在于人类的种种环保工作仍是以人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认为自然离开了人类的需要就毫无价值可言，常常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技术”问题；却未曾考虑过自然可以并且应该作为独立的存在物，具有其自身价值。可见长久以来的人类文化都是以人为中心，只关心人类的健康与富足。因此，生态危机的性质、环境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其本身，而是一场文化危机，是人类中心主义统治地位的危机。
生态批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它的出现打破了人类主宰自然这一长久文化，将文学研究与整个生物圈联系起来，其主要诉求正是“重审人类文化，进行文化批判，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Wang，2006）。正如当代著名生态思想家唐纳德·沃斯特（1994）指出的：“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 因此，必须将自然—文化看成统一的整体，只有从根源上清楚地了解文化问题，否定一直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才能根治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
对于西方人而言，主宰着他们数千年文化的是基督教或《圣经》。基督教的教义告诉人们，人虽是用泥土而做，但他是依照上帝的形象而成，因此他并非自然的一部分。这就注定了基督教徒们势必主宰自然的命运。西方人不仅自己信教，所攻占、殖民之处也在大力普及基督教。“基督教对异教的胜利在我们的文化长河中是一场最大的精神革命。”（Lynn White，1996 ）
在《希望的平原》中，艾薇（Ivy）和其他原住民孩子们每天都要去上课，内容很简单，老师问“谁是这个世界的救世主？”所有的孩子真诚而嘹亮地吟唱“耶稣！”（Wright，2007）
如果孩子们从小就被灌输基督教的思想，施教者绝口不提原本属于这片土地的古老思想与文化，这些孩子自然不会知道自己的传统信仰。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的种子在其心中萌芽。
吉普（Jipp）每周都要布道，要求所有人必须出席。
“你们与我一起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吗？”——“是的。”
“与耶稣共存？”——“是！”
“与圣人共存？”——“是！”（Wright，2007）
这样赤裸裸的文化殖民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初露端倪，澳洲土地上那古老而神秘的宗教还能否与之抗衡？广袤的大地和她上面的植被生灵还能否如曾经那般郁郁葱葱，悠然自得？
二、 基督教与泛灵论的破灭
众所周知，“当今许多部落社会的基础信仰是泛灵论，并且大量的证据表明泛灵论在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最重要的是，泛灵论社会几乎毫无例外地避免了环境灾难”（Lynn White，1996）。澳洲这片土地自然也不例外。信仰是土著民族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土著民族的每一块土地或部落都有其宗教的来源。他们信仰着由袋鼠、鸟等担任的图腾，认为图腾是神氏祖先与人类的联系中介，人类被认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所有其他生物密切关联。
艾略特，本是圣道明教区一个地地道道的原住民，曾经信仰着的是祖先留传下来的万物有灵论。“在古代，每一棵树、每一眼泉、每一条溪流、每一座山，都被自己的地方守护神所保护，……，当人们在砍伐树木、开凿山脉或建筑堤坝前，一定要去安抚掌管那里的圣灵，使它平息。然而，基督教通过摧毁万物有灵论，漠视自然万物的感受而肆意剥削自然”（Lynn White，1996），基督教把人看成是上帝创造的最高产物，人通过命名所有的动物而确立了对他们的统治，这充分表达了基督教极端严重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基督教的渗透彻底地改变了艾略特。在与艾薇结婚前，受部落长老之托，踏上了探寻艾薇身世的征程。漫步于丛林中，本应与花草同行，与飞鸟结伴。但夜晚从遥远的山林传来的鸟啼的回声不禁使他栗栗危惧，这像似精灵的声音使他开始认真思索鸟的本性。继而他转变了态度，将自己隐蔽，抑或对鸟儿进行驱赶。“他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宗教知识的教导下，他确信是人类创造了大地及大地上的一切生命形态。因此，尽管他隶属于这个世界，但他仍要竭尽所能来维护世界的和谐。”（Wright，2007）
作者对于艾略特这段心理活动的描写无疑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人类只不过是生物圈中的一个成员，又岂能妄想操控自然。艾略特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正是源于基督教的渗透。基督教，不仅确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还通过自然的祛神化，赋予人统治自然的神圣权利，进而摧毁了古代宗教的万物有灵论。西方著名基督教批评学者林恩·怀特（1996）曾说过，“对于基督教徒来说，一棵树只不过是个物理事实，对基督教徒、对西方的精神来说，神圣的园林的概念，确实是不友善的。近两千年以来，基督教传教士一直在砍伐那些受人崇拜的神圣园林，因为树林中有精灵”。 这样就不难理解艾略特在丛林中驱赶鸟儿的荒诞行为了。他如实“践行”着基督教所传授的思想——那些鸟不再是神圣的象征，而是可怕的精灵，对人并不友善；同时，人又是世间万物的主宰者，他有着上帝赋予的神圣权力来统治自然。基督教的成功植入使艾略特忘记了自己部落所敬仰的神灵，转而信仰上帝、敬畏上帝。而那些和艾薇一样大的孩子们甚至不用转变思想，因为他们连了解祖先文化的机会都没有。这样，所有的人都不会拒斥基督教的座右铭——“自然除了满足人的目的而没有别的存在的理由”（Gottlib，1996）。
三、 人文主义与澳洲土地的沉默
如果说基督教确立了人对于自然的主导地位，那么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便充当了强化剂，使人变成了专制的独白者，使自然沉默。中世纪的“存在之大链”本象征着一个井然有序的大链条，“文艺复兴继承了“存在之大链”，但是一种新的思潮——人文主义，对它予以曲解和篡改，使它转变成了人类优于自然的象征。恰如生态批评学者马内斯在《自然与沉默》一文中指出的，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经典之作”——人文主义，对人性的极度张扬，人的唯一的、至高无上的言说主体的地位的确立，自然主体地位的丧失及其沉默，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Hu，2006）。
曾经，在澳洲这片广阔无边的土地上也是花香鸟语，就像老妇人贝西所说：
“‘那是在一个平坦的乡间，清澈的湖旁绿树阴阴，花红点点。成群的飞鸟、野鸭在此栖息玩耍。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一只鹈鹕。’然而，如今的她从未想起过那片湖在哪——仿佛一场梦。‘从那以后，我从未再见过一只鹈鹕，’她继而说道。”（Wright，2007）
显然，贝西记忆中的这番水色山光是在白人殖民者入侵前。土著民虽无先进的文化与科技，但却懂得恰似“天人合一”的道理，每个人都会自觉维护神氏祖先留下的每一方圣地。人类不过是自然的一分子，他无权射杀鸟类、污染湖泊。这正与美国生态哲学家利奥波德（1997）提出的“大地伦理学”不谋而合，他强调以生态学根基考察人和自然（大地）的关系，认为人是大地共同体的普通成员与普通公民，并非大地——社会的征服者。这意味着人类不仅要尊重共同体中的其他同伴，而且要尊重共同体本身。
然而，好景不长，殖民者的入侵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旅途中急于寻找水源的艾略特在数百公里外望到了一片大湖，湖面闪闪发光，随着他焦急的步伐，映入他眼帘的湖面愈来愈大，直至他走进，才发现这原来是一片早已荒芜的盆地和不远处散发着恶臭的死水。干裂的土层上遍布着死去的鹈鹕，他踏着这些腐烂发臭、落满蝇卵的尸体，走到几公里外的死水旁时，看到的依然是层层叠叠的死鸟……在这潮湿闷热的天气中，没有人能忍受眼前这令人作呕的一幕”（Wright，2007）。
难以想象，短短几十年间，这片土地竟发生了如此巨变。曾经的波光粼粼变成了一潭死水，成群的飞鸟如今已尸横遍野。白人的入侵竟种下了如此的恶果！究其根源，这不仅仅来自于基督教的影响，更源于人文主义对人的唯一主体性的确立。“人文主义坚持人与生物圈的其他存在之间存在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且注入了新的内容，即：人有理性话语，然而动物没有”（Hu，2006）。于是乎，人成为这个世界的独白者，自然失去了其原有的、独立的身份和声音，从此受人忽视或倍加利用。殖民者认为这片湖泊及其周围的生灵对于他们的统治没有任何意义，自然不会为此耗费一丝精力和财力。“现如今没有一个人能够照看这里的土地……，白人所关心的是日渐繁荣的牧场和煤矿计划（Wright，2007）。”人优于自然，可以任意摆布它；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功利主义使得自然仿若一个被毒哑的患者，无处申诉。
四、 结语
基督教的宣扬，人文主义的强化，使得人类理所当然地凌驾于自然之上。通过分析《希望的平原》中人物的语言和迥异的环境，不难发现作者对土地的情感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斥责。时至今日，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仍然影响着现代人对自然的态度。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排除在人的道德关怀的范围之外，与生态中心主义和生命伦理相对立。而放弃人类中心主义，竖起生态中心主义的旗帜，并非简单的环境保护运动，更应深层次地探讨造成生态问题的社会文化原因，这也许就是《希望的平原》中最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地方。
参考文献：
[1] Donald Worster，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M].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2] Gottlieb， Roger S. This Sacred Earth： Religion， Nature， Environment[M].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3] Lynn White，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Cheryll Glotfelty， Harold Fromm，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J].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4] Wright， Alexis. Plains of Promise[Z]. Brisbane. UPQ， 2007.
[5] 奥尔多·利奥波德. 沙乡年鉴[M]. 侯文蕙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6] 胡志红. 《西方生态批评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7] 王诺. 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J]. 南京大学学报，2006，（4）.
作者简介：於波（1987—），女，汉族，河北张家口市人，硕士研究生在读，单位：西华大学，研究方向：澳大利亚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