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鸟》这部作品始终贯穿着圣爱与欲爱两种宗教伦理观的对立和冲突，主人公梅吉和拉尔夫徘徊、挣扎于圣爱和欲爱的伦理困境，无法自拔。在人性的欲望和基督的圣爱这场持久的抗争里，他们最终选择摒弃欲爱转向了基督圣爱，忏悔各自的“罪”，并由此得到了救赎，获得了新生。作者考琳·麦卡洛将个人独特的宗教伦理倾向融入这部小说，希望借此拯救20世纪后半期澳大利亚社会的精神危机，重建基督教信仰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考琳·麦卡洛作为澳大利亚当代著名作家，她别具一格，身兼数职，被无数光环笼罩，其代表作《荆棘鸟》在西方文坛被誉为“继《飘》之后最成功的家世小说和爱情传奇”，被后人称作澳大利亚的《飘》。
目前，国内外对这部作品的研究成果多涉及象征主义、女性主义的解读、人物形象的探讨、性别平等的思考和人性与神性等方面的研究，还未出现以“圣爱”和“欲爱”两种伦理观为出发点探讨宗教伦理冲突和伦理选择的论文。本文将借鉴宗教伦理学的观点对《荆棘鸟》所体现的圣爱和欲爱进行解析，探究复杂的人性欲望与基督教伦理观的冲突如何对立，分析在通往救赎的道路上小说中的人物又将做出怎样的伦理选择。
“圣爱”与“欲爱”的矛盾隐含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且都指向上帝和世俗爱情的主题。作品以农场女孩梅吉和罗马大主教拉尔夫冲破宗教禁忌的爱情为主线，叙述了一段交织着上帝圣爱和人性欲爱的悲剧爱情。例如，在金钱和名利的诱惑下，拉尔夫忍痛放弃了对梅吉的感情，取得了大主教的地位，梅吉则草率地嫁给了长相酷似拉尔夫但内心是个吝啬鬼的卢克。一次命运的邂逅里，在情欲的驱使下，二人违逆《圣经》里的“十诫”，于麦特劳克岛结合。梅吉把对拉尔夫无尽的爱畸形地转移到和拉尔夫的结晶——戴恩身上，戴恩长大后就预感到自己献身于主的宿命，在实现自己成为教士的梦想途中，为了搭救落水的两位女子去了天堂。梅吉终于明白“偷来什么，就归还什么”。而当拉尔夫得知戴恩是自己的孩子后，也忏悔了自己的罪过，倒在梅吉的怀里离开了人世。在这一过程中，圣爱与欲爱的冲突和选择、宗教伦理道德和人的自由意志的挣扎和抗争都通过曲折的故事情节和鲜活的人物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圣爱观与欲爱观的伦理冲突
（一）奉献无私的“圣爱观”
爱在《圣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整部新约的主旨所在，也是人类生活的核心存在。希腊文《圣经》提及圣爱时普遍采用的几乎都是“agape”，这个词不仅指上主对人的爱或人对自己邻人应有的爱，还包含了人对上主的爱。这里主要探讨的是人对上主的爱。
人对上帝的回应包括了一些不仅仅被“圣爱的诫命”这个概念所涵盖的元素，因为“信仰是从天主那里领受，爱就意味着奉献，意味着交流。爱的人无不渴望能给予被爱的人一点儿什么，能与其分享自己的一切、不能满足分享的愿望，他就会感到痛苦”。所以，人对上帝的爱不仅是出于一种诫命的约束，还包括感恩耶稣带来的人与上帝之间的新关系。虞格仁认为：“这种新关系就是上帝对人的态度由旧约律法（圣约）所保证的报偿性公义，转向福音所承载的、面向罪人的，自由赠与、宽恕的圣爱。而基督教所昭示的人与上帝的关系，其独特性就在于它毫无例外地有赖于上帝的圣爱。”
首先，圣爱是一种至高无上、不求回报的无私的爱。它不需要外在的基础，它的基础是上帝本身。正因如此，圣爱具有一种普世价值，是不顾人的罪而爱人。《马太福音》中说：“因为祂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正如《荆棘鸟》里既存在魔鬼撒旦的化身——玛丽▪卡森坐享荣华富贵，又有善良勤劳的克利里家族的男人们葬身火海的结局。
同时，圣爱是人与上帝关系的发起者。上帝与人的关系开始于上帝一方通过圣爱的恩典下達至人，而从人这一方出发则根本不存在通往上帝的道路，这一理解说明了上帝是主动与人相遇的，圣爱即为上帝自上而下通达至人的途径。所以，祂也要求人们全心、全灵、尽力爱上主（《申命记》）。人爱上主必须胜于爱自己的父母、弟兄、姐妹、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生命（《路加福音》），这一点正是拉尔夫神父一开始做教士所执着追求的理想，而他内心对此笃信不疑。他曾说：“我将至死做一个教士。我不能背弃我的誓言……我从小受的就是把我培养成教士的教育，但还远不止于此。我是一个中空的躯体，常常是由上帝来填充它的。倘若我是个更好一些的教士，那就根本不会觉得有空荡的时候。受上帝的填充，与上帝浑然一体，那是不受地点影响的……这是天赐神授，其他人是永远也无法了解的。也许就是这么回事吧。放弃它吗？我做不到。”用《马太福音》的经文来总结，圣爱是“白白地得来，白白地舍去”，而拉尔夫的教士职责就是“白白地接受上帝的爱，也要白白地将它传递给自己的同胞”。
（二）征服索取的欲爱观
巴特认为，欲爱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征服性、索取性、占有性的爱，即自爱。它源自于自我主张并指向自我实现。欲爱之爱的运动，形成由自我发出，在即使牺牲自我的情况下，最终仍然回归自我的封闭循环。欲爱正是作为自爱而直接成为基督教之爱（圣爱）的对立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欲爱和圣爱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
在形式上，欲爱强调以感官方面为主的极度亢奋，这种表现源于古希腊纵酒狂欢的仪式和聚会活动。当代精神分析学也突出了欲爱同感官之交合的快乐的联结，正是对这一外在表现形式的强调，才使得eros成为现代英文中表达与性欲有关的词汇的词干。柏拉图也认为，欲爱作为一种索取之爱，体现出其以自我为中心的特性。所以总的来说，欲爱根本上是人的爱，即便当人的爱被归于上帝的时候，欲爱也是以人为典范的。正因为欲爱是获得并占有的渴求，依赖于人的欲求而非神本身，所以《荆棘鸟》中梅吉和拉尔夫的感情便是一出在欲爱驱使下的典型悲剧。
欲爱是在两人满足自身欲望的基础上发生的。对梅吉来说，英俊潇洒、温柔智慧的拉尔夫满足了她对成熟男子的一切幻想，他细心地帮她用苹果绿漆房间，主动教她骑马，听她倾诉对哥哥的担忧；与她分享女人初潮的不安，温柔地抚平她的慌乱……这一切都促使家庭生活不完整、性教育缺失、对异性不甚了解的梅吉对拉尔夫所拥有的“善”和“美”产生一种永久占有的欲望，其根本是拉尔夫身上具备梅吉个人所依赖和渴求的某种东西。相对地，拉尔夫首先是个男人，然后才是个教士。梅吉填补了他生活的空缺，“这是他的上帝所无能为力的，因为他是一个有情有爱的血肉之躯”。忠实于上帝、立志抛弃俗世杂念的拉尔夫作为一个凡人，也无法抵制梅吉头发那令人心旷神怡的颜色、那双美丽动人的眼睛和那完美无瑕的女性性格。处处谨遵教会清规戒律的拉尔夫从梅吉身上获得了俗世的男女之情和属于尘世的快乐，正是梅吉的出现牵动了他那一潭死水般的感情。所以，拉尔夫对梅吉的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自于弥补他所渴慕而不得的人欲的一种自我需要和自我满足。梅吉和拉尔夫的爱情固然纯洁美好，但实际上他们的爱都带有满足自身欲望和自我索取的成分，这就体现了人以自我为中心索取的欲爱和基督无私奉献的圣爱的本质区别。
二、在圣爱与欲爱的纠葛中最终选择走向基督圣爱
（一）一味耽溺欲爱带来的必然惩罚
基督教认为，肉体会让灵魂陷入泥淖，粗鄙的肉体会蒙蔽纯洁的灵魂，甚至会成为禁锢灵魂的锁链。所以，无论是基督教哲学和伦理学的奠基人圣·奥古斯丁，还是基督教圣哲托马斯·阿奎那，都鄙弃肉体的欲求，追求精神上的“至善”。在《荆棘鸟》中，不管是梅吉和拉尔夫冲破天主教禁忌的爱情，还是梅吉和卢克不以爱为基础的婚姻都有被贪图感官之乐的欲爱所蒙蔽的地方。
《圣经》中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圣徒保罗认为，“身体属于物质世界，是该受抵制的，被认为是比理性的灵魂来得次等；而智者的目的就是要让兽性情欲受理性控制，借此刻苦己身”。虽然保罗不赞同希腊文化将敬虔和守独身联系在一起，但他认为“凡已进入婚姻关系的人，应当持续尊重彼此的委身，不然就是辜负另一半对于婚姻的合理期待”。可是，梅吉为了在自我心理层面获得占有拉尔夫的满足感，冲动之下嫁给了长相酷似拉尔夫的卢克，实际上她对吝啬自大、粗鲁愚蠢的工作狂卢克没有一丝情感。卢克从来不需要女人，梅吉也只是为了能拥有她自己的孩子而和他结合：“这种冒牌的爱情真让人恶心。”这种自私、索取的欲爱违背了上帝对正当男女关系的定义，即“男女应当活在彼此相爱的关系里”（《哥林多前书》）。正是在这段无爱的婚姻中，梅吉更加思念拉尔夫的种种，而拉尔夫在名利、财富的诱惑下以为放弃对梅吉的感情坐上大主教的位置，就会借着对主的忠实和虔诚湮灭这段禁忌之恋。但实际上他想错了，“痛苦并没有渐渐消失，似乎愈来愈厉害，并且来得更无情、更不详。以前，他的孤独感只是一种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东西，根本谈不上在他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弥补这孤独感。但是现在，这孤独之中出现了一个名字：梅吉。梅吉，梅吉，梅吉……”正是人性中存在的情欲和私欲让他们逐步走向深重的罪孽，也难遭上帝的惩戒。梅吉产后独自在麦特劳克岛疗养，和拉尔夫命运的邂逅终于促使他们抛开了伦理道德的规范、冲破了宗教的禁忌，在理智与情感的较量中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情欲驱动下的二人违逆了“十诫”，在岛上结合。梅吉以为自己“得到了教会决不会从拉尔夫身上得到的那部分的东西，她战胜了上帝”。可事实是从那一刻起他们的孩子就注定要背上救赎他们的罪而献祭上帝的宿命。
拉爾夫和梅吉这种全情投入、义无反顾分担彼此不幸的爱确实是爱情的伟大之处，但在英国基督教神学家C·S·路易斯看来，这也是爱情的危险之处。他在代表作《四种爱》中指出：“在所有的爱中，达至巅峰的爱情最酷似上帝，因而也最有可能要求我们去崇拜。这种爱情常假借上帝的口吻说话，其声音仿佛来自天国。它告诉人们要不计代价、彻底地委身，暗示人们，一切行动，只要是真心为爱而作，就是合法的，甚至值得称赞。”结果，两个爱情中的人可能会抱着近乎献身的精神对彼此说：“我违逆父母，抛弃孩子，欺骗配偶，置患难中的朋友于不顾，都是为了爱。”路易斯曾说：“在爱的祭坛上，有什么祭品比一个人的良心代价更高？”在崇高、美丽的爱情推动下发生的性行为，可能是赤裸裸的奸淫；至真至诚，只要不放弃对象，乐意作任何牺牲的爱情，可能会导致谋杀或相约自杀。“爱？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所以，从这个层面讲，一味耽溺欲爱而破坏道德伦理必然会受到来自上帝的惩罚。
（二）在忏悔中摒弃欲爱转向基督的圣爱
在基督教思想看来，古希腊欲爱观暴露出一种盲目自信的人性预设，它相信人凭借自身的努力可以克服人性的缺乏、实现人性的完满和成全。但基督教将人性的缺失理解为人背叛上帝而产生的罪性，基督教强调，脱离了上帝恩典的自我提升之路，非但不能克服人的罪性，反而会让人在罪中越陷越深，最终受到惩戒。就像拉尔夫和梅吉竭尽全力与上帝抗争了近一生，最终还是在戴恩的牺牲中忏悔了“违背上帝旨意”的罪，选择摒弃欲爱的束缚转向基督的圣爱召唤。
拉尔夫和梅吉的爱情结晶——戴恩，为了救赎自己的父母而献祭于上帝，与弗兰克被动承担母亲菲奥娜的错误而成为替罪羊不同，戴恩主动承担起救赎的责任，戴恩总是为“他的俊美、他温顺的秉性，他与母亲和德罗海达其他人沟通感情的能力”而感到痛苦和不安，因为他不想要人们过多地注重他漂亮的外表而忽略他的内心，尤其是对他的姐姐朱丝婷更有负疚感。他认为是自己获得了太多的爱而导致朱丝婷应得的爱大大减少，为此他深感不安，想要偿还他所承受的爱。因为在潜意识中他的肉体是“梅吉从上帝那里偷来的”，那么他得到的爱“也是偷来的”。当梅吉发现戴恩对上帝的爱和宗教的忠诚和他父亲一样的时候，梅吉终于意识到戴恩“属于教会，也将归顺教会”。而这也注定了戴恩要用独特的方式去把自己献给上帝，像圣子耶稣一样牺牲在十字架上为自己的父母、家庭赎罪。
上帝的圣爱通过戴恩的死而传达给罪孽中的人们：“我说过，给我受苦受难的机会，让我历经磨难。现在，当它临头的时候，我却在抵抗，没有纯然的爱的能力。最亲爱的主啊，你在痛苦！我必须接受它，我决不能和它搏斗，我决不能和你的意志搏斗。你的手是强有力的，这是你的痛苦，正像你在十字架上所感受的那样。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我是你的！如果这就是你的意志，那就让它这样吧。就像一个孩子一样，我把自己放在你那无边无际的手中。”
梅吉和拉尔夫一生都在圣爱和欲爱的矛盾的伦理困境中受着欲爱不能的折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都怀疑过上帝是否至善：“上帝和我，我们互相不喜欢……你是个骗子，上帝，是个令人畏惧的恶神。你把我们当成小孩子一样来对待，在我们面前以惩罚相威胁……我不明白你有什么值得可爱。”甚至怨恨上帝“有播种痛苦的权力，祂创造了整个世界，因此祂也创造了痛苦”，但在戴恩的牺牲中，拉尔夫和梅吉终于明白“十字架的圣爱”，他们终于忏悔潜藏在人性欲爱中的“罪”，回应了基督圣爱的召唤。
在上帝的圣爱和人性欲爱的伦理选择中，拉尔夫和梅吉近乎分裂，而他们的内心就像圣徒保罗所说的一样：“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我是喜欢上帝的律，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原文作“人”），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
在苦难中，即便是自作自受，人也会常常因不满而埋怨，甚至怀疑信仰。就连圣徒保罗都会哀叹自己可悲的处境，可他同时也承认在上帝那里必会获得救赎和恩典。拉尔夫和梅吉“只要住在肉身之中，就不能达到义的标准。但是他们却要不断努力，直到离世的时候，他们的心思才会了解上帝的旨意，并遵循上帝的旨意而行”，最后二人虔诚地忏悔，承认自己曾受到人性欲爱里败坏本性那一部分的玷污，也接受上帝的惩戒，最终选择转向基督的圣爱。拉尔夫获得了心灵上的平静，安然地在梅吉怀抱中去往天堂：“他想说：‘宽恕我吧，但是他明白，她很久以前就已经宽恕他了。她知道，她从中已经得到了最美好的东西’。”而梅吉也将她从上帝那里“所偷来的，还回去”。在重新修补和女儿朱丝婷的母女关系以及帮助女儿找寻真爱的过程中，梅吉获得了新生。
三、关于“罪”的救赎
（一）相信原罪的困难：人的罪恶来自灵魂
《圣经》把罪理解为“人类与其创造的上帝在关系上的破裂，而人对这破裂状况又完全无能为力”，因此上帝差遣圣子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以自己无辜的血为全人类赎罪，重新恢复上帝和人的亲密关系。
奥古斯丁在其著作《基督恩典和人的原罪》中对人的原罪做出了阐释，他认为所有的人都“继承”和“遗传”了始祖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的原罪，人生而有罪。奥古斯丁说：“犯罪之后，他（亚当）在那里被放逐，并且因为他的罪，整个从他而出的族类，在他里面都败坏了，要接受死亡的刑罚……都受到了原罪的污染，并且受到堕落者的错谬和苦难牵引诱惑，落入与堕落天使同受的、永无休止的惩罚；堕落天使，就是使他们败坏者、他们的主人、以及与他们同样注定灭亡者。”所以，“原罪”是人性之恶的根本原因，是人思想和行为犯罪的源头。就连教士拉尔夫一个“被想象成是爱一切的人”也摆脱不了人性“原罪”的局限，例如，他不愿意为恶毒的玛丽·卡森祈祷，他无法用对上帝的爱代替他对梅吉的爱。不是他不够虔诚、不够纯洁，只是因为“他是一个男人，永远成不了神。生活在人世间去追求神性，这不过是一种幻觉”。
但如果我们把原罪仅仅归咎于亚当夏娃偷食禁果的错过，或许太过片面和简单化。弥尔顿在他的著作《失乐园》创新性地指出：“人类祖先亚当偷食禁果其实寓指人与神的区别，并且指出人的自由不是无边的，须以人对神的忠顺、人与神的区别为界。人的自由与幸福必须以遵守这一界限为前提，越过这一界限，必然要遭受堕落、苦难和死亡的惩罚。因此，人的原罪不在于吃禁果，而在于违背上帝的意志，即对上帝不忠。”由此可以得出，拉尔夫和梅吉并不全是因为无法抗拒人性原罪中的欲爱而被惩罚，还包括他们曾一度对上帝圣爱的否定和不忠，或者说对上帝律法的不爱甚至是违逆。因为《圣经》上写道：“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耶利米书》）而梅吉和拉尔夫只是畏惧上帝的惩罚，虽然上帝并没有恐吓他们。所以，二人真正害怕的是从外面警告他们的律法，而不是爱写在他们里面的律法。奥古斯丁还说“人的邪恶是一种动物的本性”，针对这一点，他认为“基督乃真治疗者”，鼓励人们通过信仰耶稣基督拯救自己罪恶的灵魂。
（二）信仰是来自上帝的恩典与救赎
透过《荆棘鸟》这部小说，人们其实不难发现它蕴含着作者明显的宗教倾向。考琳·麦卡洛生于笃信天主教的澳大利亚，宗教文化和宗教氛围对她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天主教在教义上与传统基督教的教义有所差异，但是对《圣经》的经文和摩西十诫都是一脉继承的。考琳·麦卡洛通过创造拉尔夫和梅吉这两个人物在欲爱和圣爱的伦理困境中的踯躅和挣扎，并最终选择忏悔，重新回归上帝圣爱的恩典中，传达出重拾基督教信仰是解救20世纪中后期澳大利亚社会道德沦丧、人性败坏、社会秩序颠倒混乱的重要途径。
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引论新编》中谈道：“我们如果要对宗教的伟大作正确的估计，便须记得它对人类的劳绩。它给人类以关于宇宙起源的知识，它使他们在人事变迁之中感受着保护以及最后的幸福，它又以有权威的格言指导人类的思想及行动……康德说星光灿烂的天空在我们头上，道德法律在我们心内，二者都是上帝伟大之最有力的证据……父亲（父职）既以生命给孩子，使他不遭受生活中的危难，同时也教他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使他对本能欲望加以某种限制。”这说明信仰宗教（这里特指基督教）让人们的精神有所倚靠，社會群体有所归属，同时上帝的律法和《圣经》中传达的宗教伦理还能维护社会的道德秩序，因为“基督教是一种伦理化的宗教”。
而对基督教信仰的重建信心于20世纪60年代的澳大利亚社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二战后的澳大利亚结束孤立状态，大规模地吸收移民建设国防，为生产提供充足劳动力，多民族的融合也使多元的意识形态在这片土地上生长。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物质生活的丰富也带来了道德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变化，澳大利亚人本来就缺乏坚定的信仰，而历经两次大战的浩劫，原本薄弱的信念也开始动摇，犹太人被屠杀，美国在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仁慈的上帝是否还存在，人们由此产生了怀疑，滋生了虚无主义，导致传统的道德规范被打破，禁区被冲垮，吸毒和性解放成为时髦，同性恋、追求享乐引起作家和艺术家的思索，人们开始探究人的本质及其命运，探究造成人痛苦的原因，以及上帝是否应该为此负责。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考琳·麦卡洛利用她对《圣经》典故的灵活继承和基督教文化对她的熏陶创作了《荆棘鸟》，而她的宗教意识也渗透其中，“这种渗透则由主人公因罪恶付出代价与赎罪意识来体现”。作者通过“20世纪的亚当和夏娃”——拉尔夫与梅吉因罪受罚告诫人们：“人是不能违抗上帝的旨意和滥用自己的自由意志的，否则就要受到上帝的惩罚。”小说警醒人们应该遵守其所处时代的律法和宗教伦理规范，在人性欲爱的软弱面前，应该紧紧倚靠对上帝之爱的坚定信仰，活在基督圣爱的恩典里。《荆棘鸟》这部作品无疑给了“信仰危机”的社会中精神迷茫的人们一声响亮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