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授如何在渔船中隐蔽进行突袭战，到培养通晓军舰各个系统情况的“通用”人才，这所海边的军校将继续支撑着五星红旗的舰队不断前进
在与三亚相距遥远的辽东半岛，一所学校在关注着远行的舰队，那是与其他人不同的亲切、牵挂和自豪。“何止这三艘军舰，我们做过统计，海军水面舰艇80%以上的指挥员都来自这里。”大连舰艇学院社科系刘永路大校告诉本刊记者，“学员见证了新中国海军的每个历史时刻。”
刘永路举例说，新中国海军建军至今共经历大小海战1200多次，几乎每个战场都有大连舰艇学院学员的身影。
1988年的“三·一四”海战是海军最近一次对外作战。当日迎敌的502舰政委即来自大连舰艇学院。在赤瓜礁上首先开枪回击的502舰副枪炮长则是刚从大连舰艇学院毕业不到一年的“学生官”。
“当时的背景是军队大调整，停止战士提干，一律从院校出干部。”刘永路说，那时基层部队都对“学生官”有些怀疑，在这次战斗中负伤的杨志亮给全军做出了榜样。
从福州船政学堂到葫芦岛航警学校、电雷学校，羸弱的中国曾苦苦寻求一支能够保卫海疆的强壮之师。1949年11月，刚刚成立1个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心用一所崭新的海军学校来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直到第二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才正式成立。
在实行军衔制的前后29年里，大连舰艇学院培养了170多位将军。60年里这所学校已为海军输送了4万多名军政指挥军官和工程技术军官。
首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也是大连舰艇学院的第一位校长兼政委。他在学校经常强调的一句话是：“建军先建校、治军先治校。”
张学思的选择
1949年的某一个春日，辽宁省主席、军区司令员张学思告诉妻子谢雪萍一个消息：起义的“重庆舰”已经到达葫芦港。
谢雪萍想了想，忍不住地说了一句：“千万可别叫你去干海军啊!”
“因为她知道，张学思喜欢海军。”刘永路也是《张学思将军》一书的作者，“他那时已经打算辞掉军政职务，去办农场。但从心底里其实想去干海军。”
张作霖治下的东北曾经拥有当时中国最强大的舰队，他们甚至在1927年用舰载航空兵击败了闽系海军。为了培养海军人才，张学良还在葫芦岛设立了一所海军学校——东三省航警学校。民国海军中两个最主要的派系就是东北派和福建马尾派。
幼年的张学思耳濡目染父兄对海军的重视，“1929年日本舰队到大连演习，张学思向张学良要求去观摩，结果很受刺激。他回家就把三哥养蛐蛐的罐子都倒空，然后在地上摆出舰队对阵的形状。”在张学思看来，是否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是衡量一个国家军队实力的标准。
果然被谢雪萍说中：1949年4月，周恩来在北京与张学思谈话时，将筹建海军学校的任务交给了他。刘永路认为，张学思的教育背景和经历使他与工农将领有很大区别，这也是中央选择他的主要原因。张学思后来任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主持学校工作，
当时为了安置“重庆”号起义人员与其他原海军人员，在辽宁丹东成立了安东海军学校。中央的本意是将这所学校扩大，在其基础上建设新的海军学校。张学思到了丹东便否定了这个方案：海军学校应该在海边而不是江边。“另一方面，张学思很不喜欢原海军人员的习气，他想建一所全新的海军学校。”
随后几个月，张学思与苏联专家考察了青岛、连云港等北部沿海地区，最后决定把军校设在他更熟悉的大连。1949年11月22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在大连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这便是今天的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舰队，就这样起航了。
工农干部能否入校
1950年1月，同济大学造船系一年级学生林治业应征入伍。火车拉着他进入辽宁后便南行开向大连，而不是继续北上前往朝鲜。
“当时有几十万大学生积极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相当多的人最后没有去朝鲜，而是派到军队院校和科研机构工作。可以说没有朝鲜战争，不会有这么多知识分子入伍。”林治业因为年级低成为学员，三四年级的大学生则变成了教员。
40年多后，林治业从大连舰艇学院副院长的位置上退休，这时他已拥有少将军衔。
当时的大连是苏联军事管制区，大连舰艇学院其实是第一支进入这个城市的解放军部队。曾任大连舰艇学院院长的刘华清上将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校址曾是日本学校，当时是苏联炮兵的营地，由斯大林亲自批准苏军搬迁。
是否吸收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入校曾存在很大争议。一些校领导认为海军是高技术兵种，他们很难学好海军课程。有的军队高级将领则认为，不需要开设4年制课程。因为过去几十年都是以集训、短期培训的方式培养军队干部。“这事实上忽视了海军建设的复杂性。”林治业说。
最后学校决定实行两套课程：工农干部的预科文化课时间更长、专业性比较低，大学生则严格按照苏联4年制海军教材执行。
“正是在张学思的坚持下，学校保持了正规化的走向。”张学思从黄埔军校毕业时曾是第一名，那里德式的军事教育曾给他很大影响。刘永路告诉记者，大连舰艇学院闻名全军的队列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今天很多老教员回忆起来都说，学校几十年来军姿最好的就是张学思。
后来将近60年间的国庆阅兵上，海军方队始终由大连舰艇学院组成，“其实仔细看，我们的摆臂等细节与一般条例还有不同。”刘永路说起来很骄傲，这是全军罕见的特殊待遇。
他们为党工作了二三十年，怎么会不可靠呢
有一次一位原海军人员出身的教员讲课讲到“英美海军的特点”，结果翻译说成“英美海军的优点”，立刻惹恼了听课的苏联专家：他们本来就对曾留学英美的原海军人员有看法。苏联人要求学校严肃处理这名教员。
而在一些地方大学聘请的教员看来，苏联政治第一，英美技术第一。另外一些从陆军调来的教员则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和游击习气”，对向苏联学习抱怀疑态度。
事实上，学院领导只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安排教学。“那个时候海军的发展战略是‘航潜快’。”林治业说，就是岸基航空兵、潜艇和小型快速舰艇。因为国家无力建造大型军舰。“开始和台湾打的几次海战都是鱼雷艇，上课也讲如何在渔船中隐蔽接敌，快速突袭和撤退。苏联教材以及英美书籍中讲的大舰理论其实都没有多少实际用处。”
1954年前后，海军从苏联进口了4艘驱逐舰。林治业这批学员因此提前毕业上舰，他们也是新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正规海军人才。
林治业讲了一个故事：1960年前后，海军从苏联购买了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544舰舰导弹，但随即苏联就撤走了自己的专家。
经过拆解和摸索，科研人员以它为原型研发了国产“上游一号”舰舰导弹。“导弹研究出来了，但是怎么打呢?发射时指挥员用什么战术呢?我们也不知道。”领导找到教航海课的林治业，让他专门研究符合这种导弹的战术理论。
根本无法拿到国外的相关资料，好在林治业有数学基础，通过计算完成了一整套导弹发射理论。
新中国海军建设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在建校早期，学校中对知识分子还有很多争论。当时政治部的《情况反映》说，工农干部和部队来的学员认为知识分子“一没拿过枪、二没拿过锄、三没立过功，凭啥一来校就吃中灶，穿毛衣，睡钢丝床”。还有人公开在教室中对原海军人员发牢骚。
“对知识分子认可的过程是漫长的，不过最终还是承认了知识和专业人员的重要性。”林治业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院来了一位新政委。他发现大量教员因为出身问题一直没有入党，“解放前能接受良好教育的，家里多少会有点钱。他说这些人为党工作了二三十年，怎么会不可靠呢!”于是这些已经为海军培养了成千上万指挥员的老教员们终于得以入党。
来自美国海军学院的教学模式
新时期开始后，治军先治校再次被提了出来。现任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在担任大连舰艇学院院长期间，就以从严治校闻名。曾经引起争议的一个事例是，一名学员因在校园内吸烟而被开除。
与过去不同的则是，大连舰艇学院从90年代开始尝试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它到后来发展成为“合训分流”的培养模式：学员在前4年“合训”期间主要学习科学文化基础和工程专业基础，第5年“分流”根据需要接受相应的军事职业教育。
目前，“合训分流”作为军委、总部为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已在许多其他兵种院校实行。
“过去军事人才培养一直提倡专业化，现在我们希望得到‘通用’人才。”大连舰艇学院教务处处长宋辉说，为了适应这种教育方法，从90年代开始大连舰艇学院成立了学员旅：学员不再属于哪个系，而是一个独立单位，根据需要去不同的系学习专业。
这种取自美国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的模式后来也被推广，大连舰艇学院学员旅也因此被称做“中国军校第一旅”。新一代海军舰艇指挥员大多曾是这个旅的一员。
“部队开始时并不接受‘合训分流’。”宋辉说，因为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学员虽然基础好，但是很难像过去一样到舰上就会修机器，部队觉得“不实用”。
学校和部队于是开始“磨合”。等到这些学员走上指挥员岗位，优势就显露了出来，部队也改变了态度。
“‘合训分流’出来的学员基础很扎实，普遍接受能力强、理解力强，老舰员搞不懂的新设备他们可以迅速弄清楚。特别是当他们成为指挥员后，对舰船的各个岗位都有一定了解。”在刘永路看来，“通用”人才正是中国海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军舰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只有十几人的小快艇，指挥员需要应对复杂的指挥系统。
这种教育模式也得益于海军整体素质的提高：专业士官已经足以胜任复杂的技术工作，这将军官们“解放”了出来。而在早期，只有大学生们才了解机器运转的原理。
今天，中国一流的海军院校之间已经开始合作“合训分流”。大连舰艇大学工程专业的学员可以在第五年到海军工程学院学习，而海军工程大学指挥专业的学员也来到了大连。
“在海军发展中，人与船是相辅相成的，但人是决定因素。”林治业说，舰队能否走向更远的海洋，终需依靠这些海边的军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