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传统的“帝王之学”主要是研究如何掌控权力、驾驭臣民、富国强兵的学问。宋儒希望建立道学化的帝王之学，实现儒家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朱熹通过对什么不是帝王之学的辨析，确立了以《大学》为核心的儒家正学引导帝王的经典体系与理论框架，并通过理学思想的运用，回答了帝王为什么学，如何学以明理而正君心立纲纪等系列问题，推动了以道学建构帝学的思想建设。
关键词：朱熹;大学;经筵讲义;道学;帝学
中图分类号：B2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8）04-0130-08
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帝学”或者“帝王之学”，往往又具有“帝王之术”“人主之术”“君道”等相近的名称，其主要是研究如何掌控权力、驾驭臣民、富国强兵，故而人们总是将其视为一种追求政治功利的权术或治术方面的学问。早期儒家就一直希望帝王追求“德治”“仁政”，藐视执着于政治功利的权术或治术。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后，儒学虽然影响帝王的治国理政，但仍然是一种“霸王道杂之”的“治术”。到了宋代，随着崇儒重教国策的确立与经筵制度的形成，“帝学”“帝王之学”悄然兴起，成为了宋代儒学发展的另一个走向。尤其是范祖禹首倡“帝王之学谓之‘大学’”后，①宋儒们纷纷重视对《大学》思想资源的重新挖掘与诠释，力图建构一个以道学为内涵的帝学思想体系，复兴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王道理想。
朱熹也十分注重对《大学》经旨义理的诠释与重构。他自言：“某于《大学》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鉴》，言‘臣平生精力，尽在此书。’某于《大学》亦然。”②从《壬午应诏封事》（1162年）中首次提出以《大学》为“不可以不熟讲”的“帝王之学”，③到其入侍经筵进讲《（大学）经筵讲义》（1194年）的32年间，从1162年朱熹上《壬午应诏封事》至其1194年进呈《经筵讲义》，朱熹还撰写了《癸末垂拱奏劄》《庚子应诏封事》《辛丑延和奏劄》《戊申延和奏劄》《戊申封事》《乙酉拟上封事》等具有前后一贯性的“帝学”封事奏劄，力图发挥其以学术指导帝王的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的功能，实现其尧舜其君，道济天下的理想。朱熹一直在努力通过对《大学》的重新诠释与思想建构，为现实政治的帝王们建构一种他希望的帝王之学，从而实现致君尧舜，道济天下的王道理想。朱熹：《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书》第20册，第678页。如果能通过经筵讲学，引导君主“亲近儒学”，“切劘治道”，以至“德声日闻，治效日著，四海之内瞻仰畏爱，如亲父母”，达致“尧、舜、汤、武之盛”， 朱熹：《乞进德劄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书》第20册，第675页。即使是“退伏田野，与世长辞”，朱熹也是其犹未悔。朱熹：《甲寅行宫便殿奏劄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朱子全书》第20册，第670页。
那么，如何来建构帝王之学，如何用正确的学问引导帝王至于尧舜之道呢？由于在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天子身处权力的核心，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就在于君主之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朱熹：《己酉拟上封事》，《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2，《朱子全书》第20册，第 618页。。朱熹通过多年的学术思索与政治实践，认识到通过讲学以正君心立纲纪朱熹：《庚子应诏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1页。，不仅是解决南宋王朝整体性危机的关键之所在，也是实现儒家仁政德治为核心的王道理想的根本之所在。所以建构帝学，首先就必须确立帝王学习的经典体系。
一、帝学体系：儒家正学
面对着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异彩纷呈的学术流派，应该选用哪家学派的经典来教导帝王呢？朱熹认为：“人君之学与不学、所学之正与不正，在乎方寸之间，而天下国家之治与不治，见乎彼者如此其大，所系岂浅浅哉！”朱熹：《壬午应诏封事》，第572页。君主之学与不学、学之“正”与“不正”，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之治乱。因而他在对什么不是帝王之学的辨析与反思中，确立了以儒家正学来引导帝王的思路，其实质就是以道学建构帝学。
1.帝王之学不是释老之学
朱熹认为老子、释氏之学因其识心见性之妙，与儒家古先圣王之道有“不约而合者”，极其具有迷惑性，以至于君主妄听髡徒诳妄之说，而以为“真有合于圣人之道”，甚至将“圣贤所传明善诚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之学视为“常谈死法而不足学”。朱熹：《戊申封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朱子全书》第20册，第612-613页。用这样的学术来指导天下国家的治理，则未能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物，于天下事多所未察。朱熹认为孝宗即位多年以来，“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由不讲乎大学之道而溺心于浅近虚无”的释老之学。朱熹：《癸末垂拱奏劄一》，《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3，《朱子全书》第20册，第632页。由于从实质而言，儒家之学与释老之说有着根本区别：一個是以性命为真实，一个是以性命为空虚;一个无论是动静语默，还是应物修身，无不是万理粲然于其中，体用一原，显微无间，治心、修身、齐家、治国，无一事之非理;一个是“徒知寂灭为乐，而不知其为实理之原，徒知应物见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别”，因而是“无所救于灭理乱伦之罪、颠倒运用之失也”，鲜有不害于政事者。正是由于释老之学的虚幻性与迷惑性，程颢将释老之学视为“正路之榛芜，圣门之蔽塞”，认为“辟之而后可与入道” 朱熹：《戊申封事》，第611页。。通过对释老之学与儒学不同的比较，及其危害性的阐述，朱熹将释老之学视为儒学的头号大敌，欲辟之而后快，只要一有机会，便加以批判与反驳。
2.帝王之学不是管商功利之说
自从宋代“道德性命”之学兴起以来，理学家们大多认为三代以下，尤其是汉唐以来，王道驳杂不纯，多为追求功利权谋、治国富民之术的霸道政治。由于“学与政非二物，顾所学者尔：学帝王仁义之术，则为德政;学霸者刑名之术，则为刑政”王十朋：《经筵讲义》，《梅溪集》卷27，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学术与政治实为一体之两面，所以宋代士大夫十分重视“学”对帝王修身立德及政治理念的引导。对此朱熹同样认为，正是由于“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所以“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朱熹：《答陈同甫》，《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6，《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88页。 ，造成了以霸力与权术治理天下的局面，未能实现尧舜三代之治。而管商之学正好是以功利权谋、驾驱臣民之术实现富国强兵的霸道政治为其特征，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收到一定的成效，但是从宋朝推行的实际效果来看，则是“国日益贫、兵日益弱，所谓近效者，亦未之见也”。反而是“圣贤所传生财之道、理财之义、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则固所以为富强之大者”的治国原则与为政理念，未能明于天下，从而使得国家的政治治理本末倒置，难以实现真正的王道政治。朱熹：《戊申封事》，第611-613页。因而朱熹将管商功利之学排斥在帝王之学的范围之外，并特别注重王霸义利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