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某一天的傍晚，张爱玲独自一人在黄昏的阳台上，还未从与苏青的交谈中回过神来，她们方才正说到上进心，说到未来的世界。苏青道：“……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她答道：“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苏青叹息道：“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嘛！”
此时她骤然看到远处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以为那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正自红红地升起。月亮在往上升，她的心却是往下沉，她想道：“这是乱世。”
“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大的解释的。”——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带些象征意味的画面，我们也许可能选中这一幕来定格：她最爱与之相伴，也最能撩她思绪的月亮；渐起渐浓的暮色于暧昧不明中布下意兴阑珊的氛围；高楼上有凭栏独自沉吟的人。你尽可以说它是一幅现代的仕女图。
张爱玲此时尚不满二十五岁，但似乎已是饱经忧患。她肯定不止一次回首前尘，油然生出难以明言的沧桑感。向来是“登临意，无人会”，谁也无从体验那惘然中蕴蓄的复杂况味。也许她会想起这些年来经历的悲喜浮沉，也许她会想到她的同学，她有过交往的那些人。也许她想到了她家人：她那位身在海外、眼下不知落脚何处的母亲，那位吸鸦片、娶姨太、曾经声言要打死她、现已断了来往的父亲，她的不得志的郁郁而终的祖父，她那个漂亮然而不争气的弟弟。甚至她也许还会想到更远，想到没有见过面，而常在亲戚口中听到的外曾祖父或是“相府老太太”。
我们确凿无疑知道的只是一点，她所沉吟的“乱世”从她外曾祖父那一辈就开始了。
岁月如流，人生如寄。个人在历史中如同微尘一粒，然而一脉相沿，繁衍不息，他又是生命长链中的一环，方生之时就已经有了他的从前——他的家谱让他的生命同遥远的过去相连。每个人的生命都隐含着一本厚厚的家谱，只是当我们翻看张爱玲的家谱时，也许会更多地想到历史。
活在李鸿章的影子里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1848—1903，字幼樵、篑斋）是清末同光“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同治辛未翰林，官至侍讲，署左副都御史。外曾祖父李鸿章则更是大名鼎鼎，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过不寻常的角色。这两人是古老中国走向没落的见证人，他们各有抱负，均思振作，而都回天无力。张佩纶马尾一战中看着中国的水师土崩瓦解，或许会感到大清的江山就要沉没；李鸿章则在同那些深目高鼻的谈判对手的交锋中一次又一次无奈地后退、让步，可以说他们是眼睁睁地目睹了“乱世”的到来。
张、李二人不仅是正史上的人物，同时也是野史中的要角。张佩纶宦海沉浮、大起大落的命运经众口纷传、文人渲染，变得尤其富于传奇色彩，这里面最经典的也流传最广的版本当数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中的有关描述。他的发迹在曾朴的笔下就很有戏剧色彩：庄仑樵（即张佩纶）虽科场得意，考中进士第一名，授了翰林院的侍讲学士，但这位才子却是地道的穷京官，没有多少油水，又兼妻子亡故，自己不善理财，弄到有时一连三天吃白粥的地步。一日正吃着白粥，想到京里京外的官员毫无才学，就凭心黑手长、贪赃枉法，一个个居然都是鲜衣美食、驷马高车，不由得心下愤然。曾朴以极世故老到的口吻半揶揄地忖度他的心理：“胸中一团饥火，夹着一股愤气，直冲上喉咙里来；就想趁着现在官阶可以上折子的当儿，把这些事情统一做一个折子，着实参他们一本，出出恶气，又显得我不畏强御的胆力；就算因此革了官，那直声震天下，就不怕没人送饭来吃了，强如现在庸庸碌碌地干瘪死。”一本奏上去，“上头”嘉许，庄仑樵愈发得意，参了抚督参藩臬，参了六部参九卿，“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心惊，他所到之处谁屁也不敢放一个”。自此他“米也不愁没了，钱也不愁少了，房屋也换了高大的了，车马衣服也华丽了，正是堂上一呼，堂下百喏。”总之他靠一本本的奏折骤然间飞黄腾达了。
野史不免夸张，但张佩纶的确是因为“直声”而成为朝廷的红人。“清流党”之所以为清流，不光是因为弹劾贪官污吏，更兼评议朝政，对西方列强持强硬态度。适逢法国侵略越南，觊觎我南疆，张佩纶连上奏章十数篇，力主抗法，当时与吴大徵、宝廷、陈宝琛、张之洞等人一道，有“四谏”、“十朋”之称。这正是“清流党”的鼎盛时期，几个中坚人物都以文学侍从之臣而得重用，成为手握重权的钦差。张佩纶1884年被派赴福建会办海疆事宜。他战前慷慨陈辞，心雄万夫，其实全凭书生意气，纸上谈兵，到任后并无用兵方略。这一年7月，法军统领孤拔于大风雨中率战舰掩袭，清军全无防范，又兼兵器陈旧，遂大败亏输。洋务派苦心经营的马尾船厂也毁于一旦，此即近代史上著名的“马江之战”。张佩纶身为统帅，不仅指挥无方，贻误战机，而且临阵脱逃，故而立时遭到朝野上下的齐声谴责，很快被朝廷问罪，革职流放到黑龙江热河，一番建功立业的雄心终成话柄。
光绪十四年（1888），张佩纶刑满释归，一位大人物将他这个落魄之人收归帐下。这个大人物就是镇压太平军起家的“中兴名臣”李鸿章。张佩纶过去参过他骄奢罔上之罪，而且李是主和派的领袖，而今居然不计前嫌，肯于提拔昔日的对头，自然被人称道，一时传为美谈。更妙的是李鸿章又将自己的女儿李菊耦许配张佩纶，（张的妻子流配期间亡故）张由入幕之宾变成了东床之婿。此事轰传士林，人人皆道张又交好运，到了《孽海花》中，则更演为才子佳人式的佳话。
据说中堂大人的这位千金“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且在闺中对张已生仰慕之心，又同情他的时运不济。戏剧性的“惊艳”一幕发生在威毅伯（即李鸿章）卧房里，庄仑樵有事前来参拜，见床前立着一个美貌的小姑娘，一时不及回避，却被威毅伯望见，唤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小姑娘红了脸，道个万福，飞身逃进里屋。更巧的是庄仑樵瞥见桌上一卷署着“祖玄女史弄笔”的诗稿，翻过数页，就见两首议论中法战争的七律，起首两句便写道：“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这个“元戎”除了他还能是谁？两首诗一气读完，末一句是“千秋功罪付史评”，对他竟是有责备更有谅解。庄仑樵当下“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了下来”。威毅伯笑嘻嘻告他这是“小女涂鸦之作”，庄仑樵听后立起身来“正色”赞美。威毅伯又笑托他替女儿物色配偶，且规定“要和贤弟一样”，还“忽然很注意地看了他几眼”。庄仑樵心下明白，出来就托人去求婚，威毅伯自然是“一口应承了”。
曾朴像一切名士派的文人一样醉心于制造佳话，也一样地容易弄巧成拙，因为上面那个戏剧性的场面中威毅伯父女俩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听上去简直像是威毅伯精心安排了这次会面来赚庄入局。但是佳话总是为人乐道的，人们对这段姻缘，对其中的人际关系，似乎比对张、李二人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更感兴趣。多少年以后的人谈到张爱玲时，也免不了要把祖上的这桩传奇婚姻拉来凑趣，仿佛如此一来，“张爱玲传奇”便更添传奇色彩。事实上，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张爱玲本人的态度，有一次她对人说起，她祖母其实不大会作诗，外间传的两首诗（即《孽海花》中的两首七律）也是张佩纶改过的。既是改作，说不定诗还写在两人婚后，果真如此，曾朴笔下的佳话便彻底“解构”了。推论出此事的真相无关本书宏旨，关键是张爱玲的“透底”让我们识得张爱玲其人：她不要传奇，不要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