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6年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会议提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 。这是继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新常态视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后，“十三五”新经济周期中力争打赢这场结构性危机之战的新的政策抉择。
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不断证明，供需结构调整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世界性难题。一国经济发展通常包括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两个方面，前者反映的是经济数量和规模，后者代表的是经济质量和效率。回溯改革三十年，理论界一致认为四大动力成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改革红利形成的制度激励;要素红利形成的成本优势;全球化（WTO）带来的国际分工与外部市场;后发优势带来低成本学习与模仿的技术进步。[1]但是，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全球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日益严重的经济失衡给中国带来的问题也越发明显，表现在：国内要素成本不断攀升，劳动力、土地、资本都出现了“天花板”效应;后发优势急剧减弱，学习和模仿的空间基本消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疲弱，出口动力严重下滑;过量刺激政策造成货币超发、杠杆过度、产能过剩、金融泡沫高企。过去从需求侧长期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动力锐减，如今我国的供需结构和市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从全面商品短缺转变为相对市场过剩。整体而言，我国市场结构性矛盾表现极为突出。首先，从供需层面看，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相脱节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在需求上，既有内需不足，也有需求外溢，许多国人利用假期旅游、全球网购等形式在大肆采购国外商品;在供给上，低端产能和低层次产品严重过剩，而高端产业和高品质产品有效供给却严重不足。其次，从产业层面看，传统产业过剩问题严重，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等行业出现大面积过剩，还有一些传统轻工产业如衣服、鞋帽、玩具等也出现销售困难，去库存压力较大;传统支柱产业——汽车的销售量下滑趋势显著，房地产行业的不景气也在迅速向关联行业传导。再次，从具体产品上看，以市场为导向、以需求为核心，精益求精的新兴产品供给明显不足。这些问题表明，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大，经济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有需求侧的问题，但更多、更突出的还是供给侧问题，单纯从需求侧着手难有大的突破。经济新常态下过去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短期动力正在衰竭，中国经济越来越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供给侧改革”列入重要的政策篮子，提出“在理论上做出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前瞻性安排，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谓抓住了中国语境下“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政策要义。供给侧涉及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是从全要素角度对中国供给能力进行的综合考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要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改善供给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一是宏观政策要稳，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二是产业政策要准，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三是微观政策要活，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四是改革政策要实，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五是社会政策要托底，守住民生底线。[2]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重中之重，应着力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使供需结构在更高水平实现新的平衡，以提振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
继续从供需两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互为支撑、互促共进 。李克强总理近期主持召开经济工作专家座谈会称，必须继续从供需两端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在供给方面，以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展，继续运用好结构性减税等手段，推动“双创” “中国制造2025” “互联网+”行动计划，促进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发展，扶持小微企业成长，发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对供给升级的倍增效用，扩大有效供给。在需求方面，以扩大有效需求倒逼供给升级，要以更优品质的产品、更加丰富的新业态、更便利的服务，引领和创造消费需求，支持信息、绿色、旅游等领域新消费发展，在消费升级中释放需求潜力。积极增加有效投资，更好发挥政府资金对社会资本的带动作用和放大投资的乘数效应，加快补上短板项目建设，支持新型城镇化、产业升级、重大民生工程等，立足长远实现投资综合效益递增。
着力降低企业成本，为实体经济创造更大的动力空间。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的主体是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中传统产业占有相当比重，存在着巨大的提升和创新空间。要实现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的梦想与目标，就要用现代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用技术进步解决传统产业技术落后的问题，引导更多投资推动传统产业的调整升级，推动产业技术的更新和创新，加快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最近两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企业普遍反应税费等成本负担成为企业难以承受之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将减轻企业负担列入重中之重，以“六降”为标志，提出了一套非常有针对性的组合拳。即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降低电力价格，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这些新政策措施，把焕发企业活力作为整个结构转型的基础，特别是这次减税范围广、力度大，基本涉及全部政府调控范围，且切中时弊，成为当前经济工作最大的亮点。
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点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工作。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到“僵尸企业”、高负债企业和过剩产能企业的调整。这种调整更多着眼于中长期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应对短期经济波动。对于一些没有效益的“僵尸企业”，必须下定决心，进行彻底的“市场出清”。为此，要分别从以下五个方面解决问题。一是在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方面，要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同时要求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二是在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方面，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这其中，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社会保险费、企业财务成本、电力价格以及物流成本。三是在化解房地产库存方面，要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同时还提出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降价、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等方法。四是在扩大有效供给方面，会议从扶贫攻坚战、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升级、培育各类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劳动者适应市场、抓好农业生产等角度提出了新路径。五是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加强全方位监管等任务。上述五大任务有着内在的相互关联，2015年通过政府简政放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收到了明显成效，而2016年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同时，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淘汰落后产能和促进创业创新结合起来。原来僵尸企业占用的各种资源，包括信贷、土地等，都可以在政府引导下流向新兴产业，实现除旧立新。
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制度供给的一系列创新，促进供给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以此生成经济社会升级版所需的有效供给环境条件，解除供给约束，推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充分激发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这是续接和有效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招”，也是从要素投入、粗放增长转向供给升级、集约增长，引领市场潮流而创造需求，得以实质性联通“脱胎换骨、凤凰涅槃”式结构调整的主要着力点。未来五年，中国将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垄断，解放企业的积极性，通过减税等措施为企业的转型提供宽松的环境，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