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有了《投名状》而没有《集结号》，或者有了《集结号》而没有《投名状》，结果都会非常的不同：但两部国产大片不约而同地如期而至，在双双赢取高额的票房和难得的口碑之余，也极大地拓展了公共话语的生产空间。现在看来，“大片”在中国既名正言顺，又势不可挡，再不需要为多方的沟通劳心费神，更不需为存在的理由摇旗呐喊。到了可以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对国产大片初步盘点的时候。这样一些经意或不经意的话题就会重新浮现，成为继续展开和深入掘进的出发点。
譬如两部大片与“史诗”之间的关系，如此宏大的议题从一开始就并非空穴来风。这不仅仅是因为大片之“大”，总会刺激各个方面的想象力，不由自主地将大片与大背景、大场面、大境界的“史诗”大电影联系在一起；也不仅仅是因为《勇敢的心》、《拯救大兵瑞恩》与《太极旗飘扬》等国外大片。一而再再而三地撩拨着中国观众的英雄情结与史诗意识；甚至《南征北战》、《英雄儿女》等经典的本土巨制，也经过历史的酝酿和时代的沉积，幻化为我们内心深处壮怀激烈而又历久弥新的电影记忆。更为重要的是，从一开始，《投名状》和《集结号》就在显露出某种相对明晰的导向，力图将上述各种因素整合在各自的媒体形象及影片的文本框架里，一步一步地结构着两部影片的“史诗”动机，并在解构这一动机的过程中显影。
确实，早在1947年，蔡楚生、郑君里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便以其广博的时空跨度与深厚的忧患意识，凸现中国民族电影的史诗气质：20世纪50～60年代，也有《南征北战》、《上甘岭》、《甲午风云》、《英雄儿女》等大量战争片，营造着新中国电影单纯而又明朗的英雄叙事；除此之外，李行导演的《吾土吾民》、刘家昌导演的《梅花》与陶秦导演的《蓝与黑》、易文导演的《星星·月亮·太阳》等台港电影，也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以家庭伦理参证国族命运；1979年以来，谢铁骊导演的《今夜星光灿烂》、成荫导演的《西安事变》与汤晓丹导演的《南昌起义》，仍以崇高的情怀观照如歌的历史：1986年，国产电影中出现了《孙中山》与《血战台儿庄》等诗化历史而又充满悲情的史诗巨片，一代伟人的忧郁眼神及守土将士的血肉长城震撼着亿万观众的心灵；此后，《开国大典》、《大决战》、《七七事变》、《太行山上》等史诗题材的主旋律电影，成为国家政策重点扶持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至少在中国内地，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存在着一种在银幕上创造“史诗”的意向或将“史诗”赋予某些影片的努力。
事实上，史诗电影不仅是传授国家意志与宣扬民族精神的最佳载体，而且是呈现时代症候与宣泄个人情绪的有效方式，还是电影人超越自我、成就梦想的重要途径。大卫·格里菲斯、谢尔盖-爱森斯坦、西席·地密尔、威廉·惠勒、斯坦利·库布里克、大卫·里恩、弗朗西斯·科波拉、黑泽明等电影大师，正是因了《一个国家的诞生》、《战舰波将金号》、《十诫》、《宾虚》、《斯巴达克斯》、《阿拉伯的劳伦斯》、《现代启示录》、《乱》等史诗杰作，才成为世界电影史上不朽的名字。
然而，对于中国电影，“史诗”的话题一直颇显沉寂。在业界、学界和媒体、受众之间，存在着一些由于话语转型造成的较难愈合的裂隙，使这样的话题找不到合适的平台，也得不到充分的阐释，不是漫无目标的众声喧哗，就是神经质般的自言自语。作为当下批评的典型症候，“史诗”话题不是言不及义，就是稍纵即逝。即便在文学、音乐、美术等领域也是如此。
这样，当中国电影的全球化与市场化时代到来之后，周晓文的《秦颂》与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决定背负着资本的重压，以某种“史诗”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影坛，不可避免的尴尬也就出现了：由于徘徊在娱乐电影观与作者电影观之间，并且总是哈姆雷特般地犹豫不决和举棋不定，两部影片中的诗情亦即导演自身的独特个性，被展现为太过内化的偏狭趣味；在这种情况下，影片中的史实亦即故事情节的历史情境，竟也被改造得面目全非：更不用提及影片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彰显“史诗”电影必须禀赋的民族精神与普遍人性。必然的结果是，公映后的两部影片腹背受敌、恶评如潮，导演的“巨片”追求与“史诗”意识也在各方不满中化为美丽的泡影。但恰恰就在《荆轲刺秦王》上映的1998年前后，詹姆斯·卡麦伦完成了影史上真正的“巨片”《泰坦尼克号》；斯皮尔伯格及其梦工厂也推出了享誉世界的二战史诗《拯救大兵瑞恩》。
真正的遗憾不在国产“巨片”的失误，而在“巨片”失误后反思者的偏离及其反思程序的缺席。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终于在完全符合商业规律的市场化运作中拉开了中国“大片”的序幕。这一次，资本与文化达成了和解，但“史诗”的问题悬而未决。在炫目的动作与华丽的影像之间，好不容易才走进影院的观众渴望领受得更多；或者，至少需要在这个似乎确有所指的古装武侠世界中，分辨出些微的历史脉络。进而跟随创作者一起体会到片中人物的正义、侠肝义胆与古道热肠，进而理顺世界的秩序、认同自我的身份。可是，国产大片还没有总结此前留下的教训，也疏于整理国外大片的经验，只想倚仗硬挺的资本、表象的文化以及寓言的策略去攻城掠地、占领票房。其他的任务和装备均不在考虑之列。
票房的鼎盛伴随着口碑的恶化与信任的危机。以海外市场为部分目的并以古装动作为主要特征的国产大片，既要不断地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处获取题材资源，又要轻易地架空附着在中国历史文化之上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不屑走向由中国历史文化涵养浸润的电影观众的心灵并拒绝与他们中的大多数形成情感上的共鸣。这种选材与意旨的悖逆，直接导致集体感和民族感的虚无以及“大片”情结和“史诗”意识的分裂。在《投名状》与《集结号》到来之前，已将市场化的国产大片带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二
仿佛是为了迫不及待地矫枉过正，《夜宴》过后的冯小刚马不停蹄地吹起了《集结号》。同为“大片”，两者外在的表现形态与内在的精神气质已迥然有异；与此同时，陈可辛也放弃了爱情歌舞文艺片的路子，开始以自己的“大片”方式讲述上几代人曾经讲过的故事。可以看出。到现在为止，国产大片仍然仰赖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却在类型选择、时空架构与历史观念上跟此前的大片们拉开了不小的距离。正因为如此，国产大片渐显不可多得的现实触角、脚踏实地的人文关怀与令人期待的史诗格局。
首先，《投名状》与《集结号》均摒弃了国产大片惯常使用并在世界影坛上独具特色的古装武侠样式，在对优秀的中外战争电影进行深入的分析揣摩并表达个人的诚挚敬意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扛起了战争影片的大旗，也因此流露出或隐或显的史诗气质。
《投名状》最直接的缘起为张彻导演1973年拍摄的武打片《刺马》，但在2006年12月4日举行的开机发布会上，陈可辛明确表示，新拍的《刺马》(2007年3月更名为《投名状》)不是武侠片，希望能拍成一部以战
争为背景的“英雄片”，并指出受投资水平和影片长度所限，《剌马》不会成为“史诗”：可在2007年7月中影集团拟订的“《投名状》市场推广招商方案”里，第一条便将影片定位为“中国电影新世纪第一部清末史诗战争巨制”：力图第一次从战争与史诗的角度呈现已被多种方式呈现的“清末四大疑案”之一，足见投资者的别有用心。此后，各种舆论均以“战争片”的心态打量《投名状》并以“史诗”相指称，甚至还有媒体在得知《投名状》即将报名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时，称其为“中国版的《勇敢的心》”。面对媒体，陈可辛谈到过《勇敢的心》、《角斗士》、《最后的摩根战士》等影片对自己的影响；美术造型设计师奚仲文甚至提及经典影片《战争与和平》的烟火场面，表示要再现导演所需要的“地狱式的战争美学”。直到2007年12月6日北京奥体中心举行的首映式上，《投名状》仍被称为“史诗战争巨制”。可以看出，在对战争片和史诗境界的认识方面，导演的个人理解与片方的宣传口径和舆论的一般看法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差距。
跟《投名状》稍有不同，从导演动机到媒体报道再到广告宣传，自始至终，《集结号》都被当作一部独特的“战争片”或“史诗巨制”。为了拍好这一部电影，冯小刚不仅承认自己重点观摩学习了包括《拯救大兵瑞恩》、《黑鹰计划》、《勇敢的心》、《兵临城下》、《硫磺岛家书》、《太极旗飘扬》等在内的很多战争大片并感觉获益匪浅；而且对《南征北战》、《英雄儿女》这两部20世纪50～60年代出品的国产战争影片表现出由衷的尊崇之心：甚至在《集结号》公映之日，专门去医院探望了《南征北战》的导演、“中国战争片之父”汤晓丹，使媒体感受到“两代战争片导演”的“薪火相传”。更重要的是，影片还直接邀请了《太极旗飘扬》的班底承担烟火和化妆，《拯救大兵瑞恩》的班底制作声音效果。有鉴于此，便有媒体称《集结号》为“中国式的《拯救大兵瑞恩》”。而在冯小刚心目中，《集结号》是“中国首部真正意义的商业战争大片”。围绕着《集结号》，一切都与“战争”有关。
应该说，跟武侠电影以及其他各种电影样式相比，战争片显然是一种较有现实性也更具历史感的电影类型：早在荷马的年代，史诗便以战争为题材衍生出垂范千古的《伊利亚特》、《奥得赛》；而在距今190多年前，哲学家黑格尔也明确指出，战争情况中的冲突提供最适宜的史诗情境。这便是世界上不少电影大师在以战争片成就个人性情与梦想的同时，又在银幕上呈现出了令人感奋的时代信仰与民族精神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接近十年的巨片追求和大片探索之后，国产大片终于决定毅然放弃遥远的古装和宫廷，走向更能为当下观众所感知和体会的近现代战争。
仍然是黑格尔的观点令人警醒。如果想让史诗具有更为持久的生命力，史诗所观照的对象在时间和空间上便不能过于久远和无际，以至于跟民族的生活情况和精神意识割断了联系。《投名状》和《集结号》正是在大幅度地收缩此前国产大片的时间和空间向度并将其具体化和实在化的过程中搭建起了一座史诗电影的时空架构，渐显国产大片的“史诗”格局。
《投名状》选取19世纪中后期中国晚清政治腐败与社会动荡的乱世背景，主要通过官匪、朝野双方在舒城、苏州和南京等地展开的几场大战，以庞青云、赵二虎和姜午阳三人义结金兰后的兄弟感情为线索，在兄弟之情、男女之情中交织着朝野与官匪之间的权力置换和生死搏击，并最终定格于姜午阳和朝廷枪手刺杀庞青云的震撼性瞬间。尽管按影片编剧兼监制黄建新所言，《投名状》的故事已跟“刺马案”中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时的历史状况“没有太多关系”。但影片固执于“真实”的创作理念，以及苏州、南京等实在性的地理空间，加上“刺马案”本身早已介入历史的特点，自然会在影片接受者中引发有关历史与虚构、现实与想象的多重读解，而这正是一部史诗电影所要预设的目的。
相较而言，《集结号》的时空架构更为逼近当下观众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通过影片字幕便能得到清晰的呈示：从1948年冬的华东腹地，到1951年的朝鲜中部横城郡：再从1955年的汶河战场故地，直到1987年的汶河荣誉军人疗养院。如此具体细致的时空转换，不仅见证着中原野战军独二师一三九团三营九连46位战士的浴血战斗及其壮烈牺牲，而且记载着连长谷子地四十年来辗转各方为牺牲战友寻求应得荣誉的悲怆的心路历程。这段共和国建立前后的战争历史及其带来的深远影响，至少还能在一大批中老年观众的内心深处激发起生动的回忆与强烈的共鸣：尤其是当导演把整个的灵魂与精神灌注在这样的历史时空，以自然而又充满人性的表达方式重现这段战争历史的时候。拥有了史诗般深广度的影片《集结号》，便有可能具备了打动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与不同年龄的所有观众的独特能力。
三
国产大片的史诗格局，就在具体、生动而又自由、丰赡的历史意识中逐渐呈现。这种具体、生动而又自由、丰赡的历史意识，需要把国家、民族和个人的意志结合在一起并创造一种正常的电影生态和强劲的精神力量来支撑。
毋庸讳言，无论《秦颂》、《荆轲刺秦王》，还是《英雄》、《无极》与《夜宴》，甚或《太行山上》、《我的长征》与《八月一日》，都因种种原因无法在国家、民族与个人的意志间达成基本的平衡或完整的统一。政界、业界、学界与媒体、受众之间，面对上述“巨片”和“大片”时产生的话语分裂，其实是电影生态异化与精神力量虚弱的直接体现。电影生态的异化与精神力量的虚弱，源自于并映照着此前国产大片空泛而又单调、破碎而又飘忽的历史意识。
《集结号》与《投名状》的出现，有望改变中国的“大片”生态及其精神现实，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国产大片的发展趋势。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各方努力，两部大片不仅进行了更有成效的市场运作，而且相对成功地克服了历史意识的虚无或偏执，进而理顺了大众想象与个性诉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由此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舆论口碑和票房业绩。史诗格局的渐显，使《集结号》与《投名状》更有可能作为国产大片的里程碑及民族电影的新标尺。
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低调”开机的《集结号》便蕴蓄着一股高昂的爆发力。故事原型从电视节目变成小说文本，再从电影剧作变成银幕叙事，始终在以独特的质素催生着创作主体的情感投入，这也是此前“巨片”和“大片”及其创作者未曾面对的遭遇。事实上，英雄的壮烈牺牲及其艰难的命名历程。使故事原型及公映影片拥有了一种难得的思想深度与情感张力，并面向国家意志、大众想象与个性诉求开放了丰富的阐释空间。现在看来，影视人邓建国和张国立对原著小说的发现和推荐。剧作者刘恒对杨金远《官司》的倾情改编，以及导演冯小刚对拍摄过程的一丝不苟的诚意和奉献，正是《集结号》之所以禀赋着一种史诗气质的关键。
在冯小刚心目中，自己是个“有情怀”的人，《集
结号》是一部“有情怀”的电影；正因为如此，拍摄《集结号》，需要“特别大的激情”来支撑；而早在影片公映之前半年，冯小刚就在解析没有明星出演的《集结号》时表示：“诚意是最大的卖点。”当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邀请影片编剧刘恒、主演张涵予、投资人王中军和冯小刚本人回顾“艺术人生”并谈到《集结号》时，四人都认为该片是“有诚意、有感动、有故事、有情怀”的“四有大片”。确实，为了不致辜负自己的军人生涯、英雄情结和浪漫情怀，并拍出一部与众不同的战争电影，冯小刚坚守“真实”的原则，不仅从拍摄技术的层面力图还原战争本身的质感，而且从历史意识的层面重塑现代战争的观念：摄影师吕乐也是从“人对生命的一种新诠释”的角度理解战争的本质并呈现影片里的战斗的。这样的《集结号》，既能唤起中华民族战争年代的历史记忆，又能浮现平民英雄直面牺牲的人性光辉。尤其是在影片中，创作者除了通过镜头的分配和画面的分切，尽量给予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以平等的关注之外，还通过“报告”、“报数”和“报名”等多种颇有意味的方式，让每一个士兵普普通通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地敲击着观众的耳膜，进而回荡并沉淀在他们的心里；影片结束之前，镜头回到那一场惨烈战争的前夜，在战友们的队伍中，曾经的连长谷子地转过头来，面向镜头默默无语。最后一行字幕：“一九八七年谷子地病故于汶河荣誉军人疗养院，享年七十一岁。三个月大时父母饿死在逃荒路上，一个农民在谷子地里拾到他，见他没名没姓，取名：谷子地。”时空在这里凝聚，并将宏大历史的总体脉络定格在个人命运的感人陈述里。这就是《集结号》的特别之处，选择了感动自己，也就选择了感动观众；与普通人及底层的呼吸同步，便是与社会、时代和民族的精神同步。
公映后的口碑和票房已能证明《集结号》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当《集结号》得到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表扬”，并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与《焦点访谈》里重点推介之后，在公共舆论中引发了不小的反应甚至“争议”。这实际上表明，渐显史诗格局的《集结号》，已在业界、学界与媒体、受众之间成功地搭建了一道相互沟通的平台，各方的对话与交流己能在一个更有共识感并更具生成性的话题上持续展开。
总之，以“诚意”和“人性”成就口碑和票房的国产大片，也在以动人的情感和壮阔的诗意开拓艺术探索的路径。一旦这种开拓的方式得到各方的基本认同，国产大片便从口碑与票房的分裂中脱身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电影迫切需要的。正是这种史诗格局。
责任编辑 陆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