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以农民工为视角来研究主流电影与主流人群的关系，不仅可以使我们洞见构成这一新型关系所内聚的能动性和限定性，而且也可以使我们从中发现因这种关系的形成而具有的强大社会整合效力。但如何把这种关系所呈现的疏离和隔断状态转变为一种互为强化和社会所需的良性状态，关系融通是根本。
中图分类号：J9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3－0001－06
目前，学界、业界关于中国主流电影的探讨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但在这些研究中，从社会学维度来考察的却比较少见。而有关电影与观众关系的研究也更多是被导向了市场品牌与消费者关系的方向：“好莱坞电影对华语电影市场的冲击表明，受众/消费的主导力量已经开始凸显。电影产品的生产者必须开始重视电影消费者的需求，电影产品的策划、制作、销售、推广等一系列运作都要以电影消费者的个性与要求来进行。电影品牌通过满足电影受众/消费者的需求而获得电影市场优势，进而满足电影生产者的利益。因此，未来华语主流电影的价值导向应该是鼓励艺术价值与商业价值的一次次‘双向选择’，并最终锻造出具有综合竞争实力的华语电影品牌。”〔1〕这种局面的出现自然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劲走势有关，但它却在无意之中忽视了对如何保障全体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获得而进行积极有效的探索，尽管我们知道关于主流电影与主流人群在概念界定上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同时从消费的角度来看，所谓电影的主流人群，在许多情况下也被设定为青年群体和都市白领一族，但如果我们从更广的角度去考察就会发现，作为国家政治主体的工人与农民阶层，这个占国家人口总量80%的人群实在是主流电影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他们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的同时，其自身的各项权益也逐步得到党和国家及全社会各阶层的重视，因此以满足农民工基本文化权益的各种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在新的形势下正在蓬勃开展①。我们的主流电影将如何面对这一特殊群体，满足其基本的电影文化权益，这不仅是主流电影的任务，也是它得以成为主流的根本前提。
一、现实性：疏离与隔断任何事物总是在关系中确立其自身属性，同时，这些关系又总是会以多元的方式构成其“关系树”。对主流电影的理解也不例外。从本论题出发，我们以农民工为视角是想阐明主流电影与农民工之间关系的形成所具有的能动性和限定性，如果考虑到农民工本身的弱势地位，我们的论述将更倾向于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融入到主流电影涵盖的范围，也就是说，我们更需要将其关系的全面性给予一定的揭示。譬如，从电影创作来说，农民工必须成为其关注的重要对象；从电影传播来说，农民工应该纳入国家电影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之中；从消费的角度来说，农民工也能够有基本的电影消费力等。但现实的情况则是，在这三个重要的维度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令人遗憾的景象。
1.表达的非主流性
刘广宇 主流电影与主流人群关系研究——以农民工为视角考察农民工是否成为电影表达的主流，题材选择和对这种题材表达的类型框定是两个最重要和最显在的指标。在CNKI（1979~2011）上，我们以“主题”为关键词，分别对不同题材和不同类型影片的研究进行了搜集整理，结果表明：战争题材影片132条，工业题材影片15条，改革题材影片31条，农村题材影片45条，城市题材影片8条，少数民族题材影片17，历史题材影片218条，革命历史题材影片161条，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83条，革命题材影片7条，现实题材影片0条，战争片639条，娱乐片592条，主旋律电影563条。从这一隐含着不同价值诉求的电影研究格局中，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新时期的电影创作主要徘徊在战争片与娱乐片、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以及严肃的历史与娱乐的现实之间。显然，它在总体上遮蔽了转型社会中存在着的紧张与对峙，遮蔽了来自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农民、农民工阶层价值偏好、文化目标和不同利益诉求的传达。
当农民工问题日渐由“三农问题”在城市和乡村双向延展的时候，农民工自身的困境以及由农民工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不仅成为中国城市化战略的瓶颈，而且也直接涉及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中国对待农民工，曾经有过一个‘红灯阶段’，就是农民工不能进城；1984年以后，变成了‘黄灯阶段’，就是你可以进城，但你必须自带口粮；真正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在1990年代末期或者是2000年以后，由过去的‘黄灯阶段’变为‘绿灯阶段’。”〔2〕随着国策的变化，农民工与电影的距离仍十分遥远。迄今为止，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电影表达只产生过一部以“农民工”为题的电影《农民工》。而农民工群体在不同电影中的出场特征则是，要么以《天下无贼》中“傻根”的幼稚可笑为代表；要么就是以《盲井》中“两矿工”谋财害命的愚昧残忍为代表。当然这种对农民工群体或疏离或扭曲的表达情形不单电影所特有。黄达安博士对《羊城晚报》、《北京日报》和《新文化报》三种报媒中有关农民工情况的290多篇报道的资料分析表明：“在事件类型的报道中‘违法犯罪’的报道篇数最多，高达343%。而在‘违法犯罪’事件类型的报道中，又以‘盗窃’、‘抢劫’和‘强奸/杀人’三项重大刑事犯罪事件的比重最大，分别高达341%、244%、22%。‘工作生活中的不幸’以占259%的比重位居第二。相反，趋向积极和高尚的形象建构的事件类型‘见义勇为/行善助人’和‘个人创业与奋斗’的报道量却少得可怜，分别仅占13%和67%。从而可以发现，媒体报道农民工时，偏向于对农民工不利的负面事件。尤其是对农民工违法犯罪事件的强烈关注，把农民工塑造为一个‘具有强烈犯罪倾向的高危群体’，一个‘潜在的犯罪人群’。”〔3〕可见，农民工在电影及大众媒介镜像中不仅难以成为主流，而且还常常被边缘化和妖魔化。
2.传播的非主渠道
大众性是电影的重要特性之一。新中国建立以后，关于电影普及运动对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对广大的农村地区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已经被历史所证明②。进入新时期后，电影在农村的传播经过了一个较为曲折的过程。市场化使农村电影放映全面萎缩，尽管国家及时启动了旨在恢复农村文化阵地的国家电影“2131工程”，并在体制、机制上保证了它长期的运行效力，但这样一个国家电影公共服务体系却与农民工无缘。与此同时，当电影越来越向着市场化迈进或试图成为国家文化产业战略中的一个重要事项的时候，一个庞大的商业性院线体系的诞生却更加使电影远离了农民工。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农民工对电影的观赏不仅是望梅止渴，而且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004年11月30日，《新京报》报道了“看黄色录像时突遇夜查 农民工跌入粪池2人丧生”的惨剧〔4〕；2006年6月14日，《时代商报》刊发了“工地旁黄色录像厅生意兴隆 农民工文化生活匮乏”〔5〕的文章。这些与农民工看电影有关的负面新闻着实令人深思。
3.消费的无能为力
许多关于农民工研究的调查表明，打工挣钱是农民工进城的主要目的。而在把这些挣来的钱带回农村老家去修建房屋、由于结婚、供小孩上学以及供其他应急之需外，他们在城里用于自身物质上的开销是极为有限的，就更遑论他们为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去花费金钱了。
调查显示，在所有的娱乐项目上，免费看电视和与朋友聊天占据了他们绝大部分业余时间。“研究发现，来沪农民工接触最多的媒体是电视，占712%……而超过80%以上的农民工用闲聊打发工余时光。”〔6〕
《当代中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的调查也表明：“他们（农民工）没有文化生活，而且本身也并不关心文化生活，其消费也主要是处于一种‘生存消费’状态，即每月的收入除了用于吃、住之外，所剩无几。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他们的最大需求满足尚处于最低层次。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多挣一点钱。”〔7〕
二、必要性：互为强化与社会之需尽管我们从电影与农民工关系连接的现实中看到了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它从一个侧面也为我们展示出了中国主流电影走向成熟所必须超越的种种障碍；同时，它也将再次激发我们对构建这种关系的必要性给予更加合理的解释，进而在这种解释中丰富其各自的内涵，使其所拥有的文化调节功能对社会整合产生一定的效力。
1.丰富农民工精神世界
农民工从离开家乡的那一刻起，就远离了自己所熟悉的乡村环境。这个环境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物质环境；二是社会环境；三是文化环境。因此他们进入城市后同样也会面临这三个环境的挑战。城市的钢筋水泥与乡村的田园山水、城市的原子式个人存在与乡村的熟人世界、城市的消费文化逻辑与乡村民间的自娱自乐等都构成了极大的反差，这种反差绝不是以平等的方式存在于他们的内心世界的。秦晖先生在谈到农村现代化问题时说：农村现代化就其本质来说，是农民人格的现代化。因而，一种以现代化为导向的文化潮流必定将农民工视为落后、贫穷、愚昧，甚至自私的群体。它所产生的对农民工身心的挤压是可想而知的。也许，第一代农民工还可以以自己对故乡的回忆、与故乡的联系来弥补暂时的精神痛楚，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就只能以更加愤世的心态去参与城市竞争了。
然而，问题的另一方面还在于农民工虽然是从农村出走的精英群体，但与城市人群相比，他们普遍受教育程度仍是较低的，这在客观上也加重了农民工群体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各种不适应性。由自卑、压抑、知识短缺和自我隔绝等所形成的农民工文化孤岛现象是农民工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既然主流电影代表了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前进方向，那它就应该且必须以它承载的普世文化价值与流行文化价值去感染、丰富和引领农民工的精神世界，使萎靡者得振作、迷途者得信心、无知者得智慧、无聊者得充实、苦难者得抚慰、愤世者得和解、失序者得规范。
2.主流电影品质提升
就目前的主流电影而言，当主旋律电影逐渐与商业电影、艺术电影相融合，并由其“三性”③产生广泛的市场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时候，它的品质是否就已经完美无缺了，这还需我们作进一步考量。就部分主流大片的部分立意和主要思想表达而言，在很多情况下它是偏离了我们的主导价值观的。“在主题的表达上，主流电影消解或者是替代了中国电影所形成的两方面传统。一方面是现实主义传统，另一方面是关怀‘边缘人’的人道传统。……出现了对‘天下’的误读、叙事对情感的让位、对欲望的张扬，以及对传统伦理精神的极度颠覆和仇视。”〔8〕从形式上来看，一些所谓的主流大片其西化色彩也十分明显。“早在90年代，《龙年警官》、《烈火金刚》、《东归英雄传》、《红河谷》、《红色恋人》、《黄河绝恋》、《紧急迫降》等就试图与枪战片、动作片、西部片、言情片、战争片、灾难片等类型结合。但是类型与上述影片的结合并不完美，甚至有的可以说有些不伦不类。”〔9〕因此，如何使主流电影在内容与形式上更兼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极具实践意义的话题，而延安文艺传统也许仍值得我们在当下继承和发扬，强化农民工与影响的正相关性，就是一种理论的自觉。将主流电影品质的提升寄望于与农民工群体的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内容上，主流电影不仅要以更多笔墨去表现农民工群体，还要学会从农民工群体中去发现彰显时代主流的改革创新精神，去发现那些仁厚、朴素与勤劳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第二，在形式上，主流电影不仅要以农民工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满足和适应农民工的文化审美偏好，而且，还应主动地向民间学习、向传统学习，以富有中国意味的形式感向全球展示中国文化的特殊魅力。
因此，在对待农民工的问题上，与大多数单向思维——“它（农民工进城）也是一场文化、知识的启蒙运动，因为，一亿多农民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他们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和创业理念……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政府没花钱，却完成了对一亿多农民工的再教育，这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2〕观念相反，我们认为，农民工进城，不仅在经济上给予中国发展以巨大的推动，而且，还因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他们身上所禀赋的乡村气质，使我们能够冷静地观照城市，观照自身，进而产生对现代化的全面反思，使我们的社会能够不完全按照西方来加以塑形，这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也将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同时也为主流电影的品质提升提供了拓展空间。
3.社会整合需要
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集大成者帕森斯在其《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延续了西方社会学中关于社会平衡理论的思想。他在对“AGIL”四个层面的阐述中，明确提出以L为代表的文化对维持社会稳定和社会整合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社会系统内部具有由文化建构并得到成员普遍认同的符号，这些符号对行动者的行为取向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界定和协调。”〔10〕这样一种由文化调节和文化适应所产生的维稳力量正是我们建构和谐社会所需的。
反观30年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我们的主流电影在讴歌时代、弘扬正气和彰显成就的同时，也一定要清楚地看到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许多弊端，沉积着大量难以化解的矛盾。这里我们仅以当前社会人群严重分化为例，就可以看到其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陆学艺教授等，曾经提出当今中国社会有十大社会阶层，并用数据证明了工人和农民分别排在第八位和第九位，而排在最后一名第十位的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这并不是一个有职业的群体，所以，就职业群体看，工人和农民是排在最后了。”〔11〕因而，一旦作为国家政体主要构成人群的农民与工人沦为社会最边缘、最底层的社会人群之后，其郁结在这一大量人群中的各种不满与不平情绪就会随时爆发，这种不满与不平如果还没得到及时的疏导和释放，其最后的结果就有可能是各利益群体的直接对抗。“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仅2005年，全国的‘群体事件’就有87000起之多。”〔12〕而在这之中，以农民工各种利益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社会事件也是十分普遍的。
因此，以主流电影代表的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就一定要在和谐社会的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曾经被法兰克福学派严加批判的好莱坞电影在弘扬美国文化价值和维持美国社会稳定方面均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三、可行性：关系融通的基础与达至在考察了主流电影与农民工关系的现实性与必要性之后，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回答其关系建构是否具有可行性。可行性不仅可以预测未来的发展景象，更是我们分析问题和使问题得到解决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政府功能的转型，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逐渐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人们不仅在理论层面积极开展“保障人的基本文化权益”、“政府无缝隙服务”和“公共财政转移支付”等的探索，在实践的层面国家也着重推进了旨在满足农村地区人群基本文化需求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譬如“国家电影2131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全国信息共享工程”、“农村基层党组织远程教育工程”、“农家书屋”等。但随着这些工程的启动和执行，我们发现它在丰富农村地区农民文化生活的同时，却遗漏了对另一个重要群体即农民工基本文化生活权益的满足。因此，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制度安排就需要与时俱进地作出调整。
“为进一步保障农民工基本文化权益，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到2015年，我国将形成相对完善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建立相对稳定的农民工文化经费保障机制，农民工文化服务将切实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12〕而与其他形式的公共文化服务相比，为农民工放电影无疑构成了一个新的亮点。从2004年起，全国各地、各级相关部门和组织分别以不同名义为农民工放电影数十万场，取得了十分突出的社会效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1月，国家电影局局长童刚就农民工电影放映作了重要讲话：“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和城市低收入群体看电影难的问题日益凸显，切实有效保证广大群众的文化权益，是公益电影事业接下来面临的重要课题。”〔13〕这可谓是从国家制度层面开启了农民工电影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大幕。为此，我们深信，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一个新的以农民工人群为主要诉求对象的中国文化建设也必将迎来它的高潮。
2.农民工队伍日趋稳定
如果农民工群体始终漂泊往返于城市与乡村，那么我们所期望的电影与农民工之间关系的建立的基础也将不复存在。可喜的是，从当前农民工生存现状和未来预期看，一个日趋稳定的农民工群体正在形成。这种稳定性已经由以下几个重要事实所证明。
第一，从2006年由总理为农民工讨薪开始，一个以保证农民工物质生活为基本的农民工社会生活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和完善。它涉及到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社会舆论和行政方案的产生，企业用工条例和最低工资保障线的确立，农民工医疗、意外伤害、社保等各种保障制度的建立，农民工子女就学以及农民工住房保障制度等的出台。
第二，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经济社会由人口红利所带来的GDP增长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由“民工荒”带来的农民工工资的极大提升，正以一种基本的价值规律肯定着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
第三，为保证国家顺利完成从工业化到城市化的实质性跃迁，各地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工进城定居的福利政策。它将在城乡一体化的愿景中，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制度瓶颈，加快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
第四，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城市人群。对这个群体来说，农村是陌生的，而城市却是熟悉的。因此，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人口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3.电影市场培育与开发
多年以前，电影演员成龙在面对低迷的中国电影市场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中国9亿农民每人能拿出1元钱看电影，那中国的票房收入就将增加9个亿。而我们则要说，如果中国农民每人能拿出10元钱看电影，其票房就将很快突破100个亿。然而，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电影的100多亿票房仅仅由不到4000万的都市人群来完成，这实在是中国电影市场的软肋。从市场培育与开发的角度来看，农民工群体一定是未来中国电影市场另一个重要的补充力量。
尽管我们目前的政策取向还在于争取公益放映的启动和实施，但由享有国家福利而过渡到由市场买单，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在于要培育农民工对电影的热爱，而从目前我们的调查也可以获知，农民工中的一部分年轻人早已通过网络来观看各种影视剧了。因此，主流电影与农民工良好关系的构建，不仅体现了社会责任的担当与文化适应的自觉，它也极有可能是主流电影获取未来市场份额的一次热身运动。
注释：
①中央对农民工文化建设的日益重视可参见相关的文献：2004年12月，文化部下发了《关于解决农民工文化生活，切实保障农民工文化权益的通知》；2006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11年11月，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等。最近三部门联合下发的这个文件成为我国第一次对农民工文化建设进行全面部署的标志。
②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电影普及运动的相关论述可参见刘广宇的系列文章：《新中国农村电影的实证分析》（《电影艺术》2006年第3期）、《新中国红色放映员的身份确立与想象》（《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江津农村电影放映队的历史沿革与运作机制》（《当代电影》2008年第5期）、《重点片在新中国农村的放映》（2011年第11期）、《纪录片与新中国农村的社会政治运动——以重庆江津为例》（《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等。
③三性：最近流行于国内文艺批评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具体指一部文艺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
参考文献：
〔1〕沈 鲁.从品牌视角看好莱坞电影对华语电影的影响〔J〕.当代电影，2006，（4）：106-107.
〔2〕魏 城.中国农民工调查〔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20，109.
〔3〕黄达安.“妖魔化”与权力关系再生产：国内报纸对农民工报道的内容分析〔J〕.西北人口，2009，（3）：35-40.
〔4〕张伟娜.看黄色录像时突遇夜查 农民工跌入粪池2人丧生〔EB/OL〕.（20040130）〔20111210〕./a/20041130/000101.htm.
〔5〕关 宏.工地旁黄色录像厅生意兴隆 农民工文化生活匮乏〔EB/OL〕.（20060614）〔20111210〕..cn??2006061404:14:29.
〔6〕张乐天.进城农民工文化人格的嬗变〔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319-333.
〔7〕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华中师范大学“全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课题组”.当代中国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90.
〔8〕段运冬.中产阶级的审美想象与中国主流电影的文化生态〔J〕.当代电影，2007，（6）：136-138.
〔9〕王乃华.新主流电影：缝合机制与意识言说〔J〕.当代电影，2007，（6）：138.
〔10〕鲁思-华莱士，艾莉森-沃尔夫.当代社会学理论——对古典理论的扩展〔M〕.刘少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3.
〔11〕李 强.社会分层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81,51.
〔12〕文化部等三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EB/OL〕.（20110926）〔20111210〕..cn/h/2011/0926/.
〔13〕广电总局电影局长批少数电影以暴力低俗为噱头〔EB/OL〕.（20110107）〔20111210〕./ypen/20110107/.
（责任编辑：杨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