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是世界上岩溶峰林发育最集中、最典型的地区，山中多有溶洞，已知的考古资料证实，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这里就有原始先民择穴而居，其中甑皮岩遗址是岭南已知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甑皮岩遗址位于桂林市南郊独山西南麓，其为一石灰岩孤峰，周围是典型的石灰岩孤峰——溶蚀平原。遗址属脚洞型洞穴，洞口朝西南向，背风向阳，由主洞、矮洞及水支洞三部分组成，水支洞内的地下河一年四季提供清澈水源。遗址于1965年被发现，历经1973年、2001年两次发掘，出土资料丰富。经研究认定，此遗址是距今12000年至7000年之间桂林先民生活的中心场所，它奠定了桂林地区乃至华南东南亚地区的史前文化序列[1]，年代可分为六期，前五期分别距今约为：12000～11000年，大体相当于全新世初期；11000～10000年，即全新世早期；10000～9000年，即全新世早中期；9000～8000年，即全新世中期；8000～7000年，即全新世中期，第六期为宋代文化遗存[2]。
桂林位于南岭纬向构造带的西段及广西山字形构造东翼内侧，总体为以北窄南宽的帚状形态。西面峰林平原的石峰基部多有溶洞，目前估算的该区域具有一定规模的岩溶洞穴至少有2000～3000个。桂林地处低纬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一年四季气候温和，光照充足，年平均温度18℃～19℃，年最高气温39.4℃，年最低气温-4.9℃。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1872.1毫米。桂林四季分明，雨热同季，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条件比较优越。其植物群落属于亚热带常绿林带范围的南缘，植被主要有马尾松林、石灰山常绿阔叶林、石灰山常绿落叶混交残林、樟树加竹类及草丛类，野生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2]。
而遗址形成年代的气候和自然环境与现代略有不同。甑皮岩所处的峰丛平原地貌，其地质构造在更新世以前已经基本定型。流经遗址附近的主要河流漓江，在桂林市志里不见有河流改道的记录。根据甑皮岩史前动植物遗存，参考邻近地区自然孢粉组合和石笋分析的结果，得到结论：甑皮岩早期居民在此活动的时期，受到全球性新仙女木期气候波动影响，当地的气温比较温凉，主要为稀疏草地植被；到距今约10000年的全新世初期，气温开始回升，以后大体而言一直都处在比较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之下，主要植被为亚热带植物群落，而动物群中绝大部分成员都是热带、亚热带的现生种类。甑皮岩人类当时主要活动的区域是处在一个多水的有小型湖沼分布的山间盆地之中。近处的山上，生长了浓密的灌木丛，远处的山区大概是原始森林茂密地带，古代人类就难以进入了[4]。
自然资源包括在上文已述及的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以及矿物资源、可能为人们提供食物的生物资源等。以上是可供史前甑皮岩居民利用的资源，那么他们实际利用了哪些资源呢？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与谋生方式密切相关的动植物资源和矿物资源。
甑皮岩遗址出土的矿物类物质工具主要包括石制品和陶制品。出土石制品的岩性大部分是沉积岩类的砂岩和石英砂岩，次为风化花岗岩，此外还有少量属于变质岩的板岩、角岩等[2]。从岩石的比例来看，现代非选择性采集所得石料中砂岩比例是56%[2]，而各期的出土石料中砂岩的比例均在80%左右，也许表明砂岩是甑皮岩先民最乐于采集的石料。综合对甑皮岩出土各个时期石制品和漓江河漫滩砾石堆积中随机采样的砾石的岩性和石料分析结果，了解到甑皮岩的石料应来自漓江。
甑皮岩遗址附近属于石灰岩地貌，大块的岩石均为方解石。陶土材料原岩有硅泥质岩、粉砂质硅质泥岩、粉砂质泥岩等，羼和料主要为方解石[2]。史前的制陶者在长期反复的实验中应认识到遇水即软的泥土，需要混入某些坚硬的颗粒使其能够成型，而且在经火烧后不容易破裂。从各期陶器的化学组成的变化来看，陶器制作的原料经过了从就地取材的随机取土到随机选土，到进行初步处理的发展过程[5]。
史前甑皮岩的生物资源可分为植物与动物资源，植物资源第一期有松属、山麻杆属、块茎类、豆科、蕨类、禾本科、藻类等；第二期有松属、菊科、块茎类、豆科、蕨类、禾本科、藻类等；第三期有松属、枫香属、野桐属、桑属、栎属、蕨类、藻类、十字花科、禾本科、块茎类；第四期有栎属、栲属等阔叶乔木、山麻杆属、刺朔麻属、无患子属、蕨类、禾本科、黍亚科、竹亚科、木兰目、豆科等；第五期有松属、栎属、杉属、禾本科、黍亚科、早熟竹亚科、蕨类和藻类、棕榈科等[2]。动物资源有贝类47种；螃蟹1种；鱼1种；鳖1种；鳄鱼1种；鸟类20种；哺乳动物37种，共计108种[2]。
总体而言，进入全新世以来史前气候与现代大致相同，当地自然资源也应与现代接近：植物群落为以草地植被为主，少量树木为辅，蕨类植物多有发现；其间分布了包括贝类、鸟类、哺乳类、鱼类在内的诸多种类的野生动物。文化堆积中普遍出土的骨锥、骨铲、骨鱼镖、角锥、牙锥、蚌刀等生产、生活工具说明了人们已有意识选取食剩的动物遗骸作为制作工具的原材料。
人类机体正常发育的三类营养食物：淀粉类、维生素类和蛋白类食物的获取。
淀粉类植物不仅可以充饥，而且是人体热量的主要来源，例如山毛棒科、毛蓑科、百合科、栎类和各种蕨类的根[6]。遗址中蕨类植物在各期均有发现，应是主要的淀粉类食物来源。广西石灰岩地区盛产各种各样野生块茎类植物，例如，“形如猪肝，大者重数十斤”的参薯[7]；与芋同属天南星科的野魔芋、海芋；蕨类中的肾蕨等。因为食用部位是根茎或嫩叶，采集方法应该是连根拔起。在一些石器和骨器的刃部也发现了附着的数量丰富的芋类淀粉颗粒，或许用于切割或剥削此类植物之用。遗址中证明甑皮岩人经营过稻作农业生产的证据匮乏，但以栽培根茎繁殖类植物的农业形式却可能存在。块茎类植物的无性繁殖方式使栽培过程相对简单，要是说甑皮岩有农业的话,也只是园圃式的块茎类植物的栽培[8]。
瓜果类植物如杨梅科、芸香科、葫芦科等，其中蕴含的大量维生素、微量元素和无机盐是抵抗疾病、延年益寿的营养要素[9]。桂林境内的野生果类有沙田柚、夏橙、水杨梅、白果、月柿、桃金娘、乌饭、桑椹等，即使徒手也可以采摘。
水生动物蛋白类食物比较丰富，例如容易打捞的贝类以及鲤科鱼类。陆生贝类即腹足类大部分失壳顶，尤其个体大的圆田螺，壳顶往往无存，只有小的田螺和环棱螺尚多保存，说明甑皮岩原始先民喜食个体大的圆田螺，并懂得去壳顶而易食的道理。遗址中普遍出土有骨鱼镖、骨镞等与渔猎有关的器物，先民可能经常采用叉鱼、射鱼的手段捕鱼。其他捕鱼的手段可参考墨脱门巴族的资料[10]：用渔网捞鱼：编网的绳是用“让如辛”的树皮纤维搓成的，网的外圈用两根硬竹弯制而成，人在水流湍急的礁石上弯腰顺流往下捞鱼。用鱼笼捕鱼：鱼笼用竹篾编制，头大尾小，笼中安有倒刺，鱼一旦进入就无法钻出……这些手段简易而实用，远古人可用，近代人仍用。从出土的哺乳动物遗骸数量来看，狩猎应当是主要的经济活动之一，石器中的切割器也有加工兽骨的痕迹[2]，我们猜测先民可能利用诸如兽骨、竹、木等材料制成狩猎工具（如骨镞），或者使用陷阱或者其他技术打猎，包括穿孔石器[2]。参考海南的黎族，其狩猎方式保留着浓厚的原始遗风：有装圈、装打棒、挖陷阱、挂枪、安网、人群合围、守候猎杀、巡山、巢猎等，每当二月、十月的秋冬季节出猎[2]。鸟禽有鹤、鹳、桂林广西鸟类等18种。人们可用木器、石器或竹编器打击或诱捕这些飞禽——台湾的少数民族邵族常利用吊绳陷机捕鸟：在其消息棒上放些鸟食，引诱鸟来啄食而触动陷机吊绳便可缚住其脚爪[11]；而“罗雀”，中国古已有之[12]。
此外，某些昆虫和植物也可以补充动物或植物蛋白。从遗址出土的生物遗存中可以看出，以渔猎捕捞获取的肉类食物为主，采集的野生植物和可能种植的块茎类植物为重要补充，是甑皮岩人主要的食物构成。
甑皮岩先民经常采集块茎类植物，而此类植物多数要经过烧烤、炖煮才能食用。在甑皮岩洞穴内，发现了多处圆形烧坑和很厚的灰烬，这是经常烧火的遗迹；同时还出土了很多绳纹粗陶罐，在陶罐的底部往往有一片烟熏的痕迹，由此可知这里的先民们是以熟食为主的[2]。从考古资料观察可知，甑皮岩人的烹饪方法主要有烧、烤、煮几种[8]。
甑皮岩早期居民在此活动的距今12000至7000年间，当地大体而言一直都处在比较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之下，而人们当时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处在一个多水的有小型湖沼分布的山间盆地之中。植物群落为以草地植被为主，少量树木为辅，其间分布了包括贝类、鸟类、哺乳类、鱼类在内的诸多种类的野生动物。为制作石制品、陶制品、骨制品等物质工具，人们常常选择遗址周围便于获取的砂岩、方解石等石料，食剩的兽骨、蚌壳等动物遗骸作为原材料，而各期普遍发现的蕨类植物和以鹿为主的哺乳动物、贝类为主的水生动物为史前甑皮岩居民的主要渔猎采集对象。在新石器石器的早期阶段的洞穴遗址里，当人们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是狩猎与捕捞，驯养动物未开始时，获取的动物种类往往相当丰富；另一方面，原始农业生产工具和用具极少。固然这种状况不排除遗址年老性的原因，但大量的动物骨骼和植物茎核，不能不说是渔狩型经济的范例[13]。同样的情况还有宝积岩洞穴遗址。简言之，史前甑皮岩居民当以渔猎采集为主，以根茎繁殖类植物的栽培为辅获取食物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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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史记·卷120汲郑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14.
[13]张子模.桂林史前洞穴文化遗存探析[J].社会科学家，1989，（4）.
（作者简介：乔娇，暨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