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钧海
河北藁城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新疆作家协会理事。现任新疆克拉玛依市文联主席、作家协会主席。发表散文、小说等一百余万字,出版有散文集《发现翼龙》、小说集《当代石油作家丛书·赵钧海小说选》。近年有散文作品散见《美文》《岁月》等多种报刊。曾获全国、省部级奖多次。
短命队长
满十七岁,我高中毕业了。我们是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的第一批高中生。我对未来的生活与斗争充满了朦胧的期待,希冀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锻炼和考验自己。那时我十分崇拜英雄,是英雄的脚步引领着我的生命旅程。在我逼仄的视野里,英雄像婆罗克努山(天山支脉)一样巍峨,像苍鹰一样高翔在蓝天。我记得英雄的名字和事迹。欧阳海、王杰、金训华、杜洪亮和张德新——一个本校比我低一级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他潜心学习的笔记就记满九本,我很仰慕他。张德新不认识我,我认识他。他的事迹常常被工宣队列举。他是我身边的英雄。三十年后我居然与张德新同在上海财大研究生院短训了三个月,我挺失望,不仅没找到曾经的熠亮,那絮絮叨叨和油头滑脑也让我对英雄另眼审视。
初秋的天山北坡弥漫着一层轻薄如纱的霭气,青山迤逦,繁茂的枝叶上隐隐绰绰地爬满露珠。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日子。许多个世纪来,干渴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不停地用燥热侵袭着温润的天山,以至于天山北坡缓地极少会出现这种奇特景观。我记住了这个奇异的日子。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我们二十九个知青带着行李和洗漱用具挤上一辆解放牌卡车,向正北的沙漠进发了。陌生的戈壁、荒野、沙丘,虬髯一样古怪的梭梭、红柳,似一组可怖的鬼魅镜头冲击着我的心灵,使我战栗,渺小,孤独无助。天黑了,我们终于被卸到一个土坯大食堂门口。期待很久之后,有人拿着钥匙来分配房间。男生两个屋,七八个人上下铺。女生全部住一间土坯垒砌的大屋,中间有两根木桩支撑着,屋顶很低,被熏黑的芦苇把横叠着延伸了很远,有一些蜘蛛网类的东西挂在墙角和低凹处。因为个子高,我伸手就能摸到屋顶的苇把子。
这一天,我在日记中写下:今天我踏上了新的征途。我要把自己炼成永不生锈的能为无产阶级的理想——实现共产主义而英勇奋斗的钢铁战士!今天是我走向人生的第一步,应该走好这一步。
那是一本漫溢着稚嫩气息的日记,它镌刻着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显然我带有未涉世青年的天真和文革的浮夸。我学会了不少概念混沌的大话和空话。但我认为我正接近着理想。
那时候我正走火入魔地学习绘画,我为自己描绘着前程似锦的画家未来。我喜欢的画家是陈玉先、董辰生和范曾。他们常常在报刊上露面。《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常有陈玉先、董辰生的插图和速写,一种活页宣传连环画有范曾的“批林批孔”线描画。我临摹范曾的一组法家人物白描,如商鞅、王充和揭竿而起的柳下跖可以乱真。同学们说,这个家伙画得就是像。“家伙”在这里是褒义词。
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农场是新农场,叫农业二队,离我们一百多公里的另一个农场是老农场,叫农业一队。队长黄义质,副队长杨继智。一个是江苏人,一个是山东人。他们都是脸色黝黑,手掌老茧很厚,风尘仆仆,忙忙碌碌的基层干部。他们常常在暴晒的阳光下带领大家翻地,浇水,拉粪,搅拌房泥。黄义质矮小,杨继智高大。黄义质的门牙外凸,仿佛永远关不住嘴唇,门牙龇着。杨继智具体管我们知青,但他并不怎么负责,开会也不怎么说话,说话时喉音很重,与他精瘦的外表很不谐调。黄义质重点抓全面和管理种地的家属们。那些叽叽咋咋的家属娘们,都是职工老婆,但不是正式职工,就成立了家属农业队。农业二队的主力就是一百多位家属阿姨。
一天晚上,全部知青被集中在女生宿舍选举知青队长。女生宿舍大,而且是大通铺,还有一块现成的黑板。黄队长先组织学习了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精神,那个会议提出了整顿问题。黄说,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也是整顿。然后就说选举知青队长。黄强调,虽然有杨队长负责管理你们,但还必须有你们自己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要负责你们的日常生活。你们是一支有高文化的队伍(那时高中生很少,周边农场都是初中毕业生),你们一定能自己管理自己。我有些不解,想,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变成了自己与自己较劲呢?但我没有说。
黄队长让知青推举候选人。开始大家都很沉默,黄队长急了,说:你们都在一起几年了,很了解,怎么不发言。还犹豫着,有人率先提了我,于是附和的声音此起彼伏,当然也有推荐另外两人的。黄队长高兴了,龇着牙说,投票开始。选举的结果没有悬念,我高票当选。当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就极力推辞。我是真心推辞,没有一点想当队长的意思。那时我心中只有绘画,我的目标是色彩斑斓的高远的画家之梦。我骨子里很蔑视那个知青队长。
黄队长笑眯眯地当众宣布结果。昏暗的白炽灯下,他的门牙异常突出和白皙。黄说,我们已经了解过了,赵同志在学校是班干部,长期担任团支部委员,学习委员,学习成绩好,人也本分,群众威信高,你们的选举与我们的研究非常一致,厂党委很快就下发任命文件,任命小赵同志为知青队长。说完,黄让我讲话,我推辞着,心脏突突快跳,不知该说什么。已经是推不掉了,我只得说,服从组织安排。
黄队长笑着说,我很欣赏一个中央领导说的“摸屁股”理论。希望小赵队长也大胆管理,大胆摸老虎屁股。中央领导说得好啊:六十岁的老虎屁股和二十岁的老虎屁股都要摸。我很蹊跷和惊讶,黄队长居然把中央领导的理论运用得如此精到。
说心里话,我不愿意当队长的另一个想法是,感觉压力太大。我们这帮同学大多娇生惯养,调皮捣蛋,由于家庭背景较好(全是干部子女),真正能干农田苦力活的为数不多。
当天夜里我分析了知青现状,就划分了两个班组,分别安排了班长、副班长。我像一个土著头领,开始了在草屋里筹划劳动进度的蹩脚计划。黄队长又单独给我说,小赵你要敢于摸老虎屁股,由我做你的后盾,你就放心。我心里很甜润。我把知青梳理了一遍,认为有三人是老虎——当然是纸老虎。他们睡懒觉,不愿出工,平时欺负老实同学(知青),比如总让个头矮小的高小强打饭、倒洗脚水等等。我下决心要摸一摸这些老虎的屁股,让他们好好接受改造。
可我还没有开始“摸屁股”呢,却被借调走了,黄队长很恼火,但他也没有办法。一天,刚吃完早饭,一个戴眼镜的干部在黄队长的陪同下,来到我们宿舍,让我到厂政工组报到。我求救般地看着黄队长,黄队长很无奈地说,厂机关让帮忙,就去吧,过两天就回来。
我充满信心的知青队长整顿计划只好搁浅了。
新任务是参加一个忆苦思甜展览的筹备。我惊讶于上级对我的摸底程度,也忐忑不安地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怀疑。但我暗下了决心,我要竭尽全力。
跟一位跛腿蒋主任乘坐老式吉普车,一路颠簸到了一个叫七〇五的工地。那是这个厂的一个基层单位,因事迹突出,要在工地做忆苦思甜展览开现场会。蒋主任把我交给一个正伏在展板写魏碑毛笔字的人,介绍说,他是小程,工程的程,你就跟他。我怯惧地点头,看着小程。小程面部没有表情,比较严肃,约摸二十七八岁。他并不说话,只是交给我一堆广告色、排笔、毛笔、排刷和一个调色板,然后又给我一张有沾满花花绿绿广告色的宣传画,说:你把它画在展板上。说完又自顾自地写展板上的魏碑了,不再理我。他的字写得很不错,工整拙朴,奇肆险峰,是那种标准的展览魏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