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税收的本质特征——社会属性，指出税收不可能离开特有的社会形态而存在，更不可能离开特有的文化土壤而生存。中西文化差异必然导致中西方税收的诸多不同。通过比较研究，步步优化我国的税收制度，使其真正的达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中国文化对税收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特有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和政治传统等因素，形成了以“大一统”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因此，在传统文化中特别注重集中和统一。
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使得人们几乎不需要政府的福利。自然，税赋在老百姓眼里不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反而是造成他们生活状况更加低下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税收思想上，自古就认为“重赋伤农”。先秦儒家更提出“义利观念”，把税收视为不义行为,甚至等同于盗贼，反对巧立名目的聚敛等税收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孟子以“仁政”为其理论核心，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这些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使人们认为税收是不必要的，是政府的一种不义行为。虽然魏晋时代傅玄提出“有常”—— 赋税征收须有规定的制度，但这一思想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致税收法制思想淡薄。
儒家以“礼”治国，以“德”服人的思想深植于这片文化土壤之中。尽管在税收征收方面，有法律保障，但以刑法为主。在法律面前，“德”和“礼”享有崇高的地位。这种所谓的“德主刑辅”强调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依靠道德教化。这种思想的长期影响使我国的税收制度具有相当的随意性，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
农耕文化的代代延续，历朝历代的税赋征收大部分都是以巩固自己的政权为最终目的，并未真正为提高老百姓的社会福利做出贡献。加上奴隶社会的“普天之下，莫非王立，率上之兵，莫非王臣”的思想的延续，使得人们依法纳税的意识极度下降。大一统思想的影响，让人们早已形成了“不逃白不逃”，“你逃我也逃”的观点。
如果把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东方相对更崇尚“私德”，即人际关系总要分出远近亲疏。“走后门”，“关系户”成为常用词。“中庸之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等观念的影响，再与官本位相联系，出现了对有较好关系的纳税人在违法的情况下可以从轻处理、对税务机关依法办案进行干涉等现象，从而进一步使得人们法纪观念淡薄、纳税自觉性低、整个社会纳税意识弱化的局面。
面对人们纳税意识的低迷和弱化，和税收本质的一般特性——强制性的要求，使得中国税收更加注重强制性的方面。征税部门在征收时，更加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不是把纳税人的义务与权利对等起来。使得人们本来就弱化的纳税意识逐渐演变为对税收的反感，人们越反感就越不愿意自觉纳税，征税部门也就越强制，由此恶性循环下去。
西方文化对税收的影响
在西方传统文化中，注重把人当作独立个体来看待，强调个体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的能动作用。由此带来的公平正义观、社会契约意识等先进要素，体现在西方税收文化中就是“依法治税”。
与中国“以礼治国”的治国思想相比，西方文化奉行依法治国思想, 并提出了如法律至上、法律平等等一系列原则。在西方学说中, 法治思想可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晚年提出了“法治国“方案；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 一书中指出“法治成于一人之治”；孟德斯鸠提出“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即要对权力通过法律进行监督。以此文化为根源形成的治税、征税思想要求一切涉税活动均以法律为标准，奠定了税法的地位，树立了税法的威严。
道德在西方更加注重“公德”，认为遵纪守法是天经地义的事。在税收征收与使用方面，西方注重纳税人义务和权利的对等性，征税部门是为纳税人服务的，而并非凌驾于之上。加上法律的有效保护，形成了较强的纳税意识和良好的纳税氛围。在西方社会中，更多的是“陌生人社会”，人情网络在法律面前必须让步。因此，西方税收更多的不是强制手段，而是自觉的纳税意识的培养。
通过比较分析，中西文化差异对税收产生了本质的影响。面对我国现存的纳税意识淡薄、偷税逃税普遍的现象，首先应强调纳税人义务与权利的对等性，让纳税人明白纳税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福利，并非是强行减少其收入所得。其次，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度，在庞大的人情网络中为法律留下一片净土。加强法律的执行力度并不意味着征税人员可以凌驾于纳税人之上，而是使征税人员与纳税人由以前的不平等关系转变为平等关系，并且相互监督。最后，是消除纳税人的心理失衡。税收是国家与人民互惠互利的事，纳税人依法纳税，国家依法用税，这样人们才能生活在安全、幸福、和谐的社会中，社会也才可能稳定有序地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