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诺,贪心的人

贪心

李一诺女士患上了中耳炎,在断断续续烧了近两周之后,这天下午,她遵医嘱,取消了晚上飞多哈参加一场教育论坛的航班。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让自己闲适起来,她安排了《人物》的采访,见缝插针。此时她低烧未退,脸上浮着一层蜡黄,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好状态。

她没把这些当回事,还向《人物》记者提议,“咱们别傻坐着,那多没意思啊,出去走走啊。”她引着路,直奔离她家不远的朝阳公园。2017年11月中旬的北京,偌大的公园人迹寥寥,风在空旷中呼啸着横冲过来。像忽略低烧和中耳炎一样,她也没在意冷风,只管兴致盎然地一通走,步伐和语速都快得惊人。要跟上她的节奏,必须全神贯注。

采访前两天,李一诺迈进了40岁的门槛。她不避谈年龄,甚至生日前5天还在个人微信公号上发了一篇人到中年的感言,《生于1977》。没有小情小调、伤春悲秋,她谈衰老和死亡,消失的故乡和谋食的异地,中国与世界的变化,个体的力量,乃至人到中年的理想主义—宏大的议题很容易陷入无解的茫然,但她交织着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开出了一份解药。

她称自己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如果给人生画一个曲线图,她的那根线飞扬得惹眼—前麦肯锡全球合伙人,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创新学校一土学校的联合创始人,学校成立一年多了,吸引了不少媒体的报道……以及,她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从商业到慈善,再跨界到教育,这就罢了,她居然还能兼顾家庭。凭什么她能同时做这么多?这是她最常被问到的。

“做个贪心的人”,她这么主张。李一诺不止一次公开地讲“贪心”和“野心”。有时是在“奴隶社会”公号上,有时是在受邀参加的论坛中。她知道这么说会招人骂,可她还是选择了自我暴露:“贪心一点,想要就要”,以及,“野心不是件坏事情。”

她厌恶无效的市井智慧,比如,女生不能学理工科、女人生了孩子就不能干这个……她信奉“从‘目标’开始,而不是从‘限制’开始”。

这让她成为国内少有的公开宣扬野心的女性之一。有人喜欢她,愿意追随她。2017年6月,她在“奴隶社会”上发了篇招志愿者的文章,《一诺:和我工作一年》,她给这个招人项目暂定的称呼叫“一诺Fellow”,要做的事情,和她相关,和一土、公益相关。一个月内,竟收到了1000多份申请,而她只需要10位。

但也有人觉得她的布道不过是碗“鸡汤”。知乎上,针对“女性家庭和个人追求怎样尽量平衡”的提问,她描述自己的“贪心”和不设限,见山开路,见水搭桥,还秀出了靓丽的马甲线照片。很快,有人反驳她的观念太过精英,忽略了普通人有限的个人选择和经济能力,还有人在评论里猜测着,“坦白吧,你家几个阿姨司机围着你转,给你管孩子?别来这里误导大家了。”这条得了200来个赞。

她家有一个阿姨。晚上尽量由她或先生接娃放学和哄娃入睡。她习惯在10点后继续工作,深夜里写好公号文章,《人物》记者不止一次在凌晨过后收到了她发来的最新的文章预览。此前《人物》拍摄,她会在发着烧拍摄的间隙抽出一本书来看。还有一次,她在跑步机上接受了一家自媒体采访。

她有一套自己管理时间的“理论”:事情不分“正事”和“闲事”,凡是规划过的事就尽力去完成;最浪费时间的事情,不是因为时间表管理不好,是跟错人,走错方向;把想做的事情做了,其他事情会自己消失,时间会“自己管理自己”。她还有一个两分钟法则:看到的事情,2分钟能做完的,都马上行动,即时清除。

也有人诟病李一诺的跨界办学。不懂教育,怎么就敢办学校?怎么能做好?

但同为麦肯锡出身的邱天却欣赏好友身上这份突破边界的勇气。在她看来,这种勇气有一部分是基于在麦肯锡的训练有素。在麦肯锡,客户花大价钱购买的咨询服务,一般都是用来解决棘手的项目。常年在麦肯锡工作的人,有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迅速了解一个行业框架的能力。这让他们离开麦肯锡后能如鱼得水地进入各种行业,对行业的边界不太恐惧。

“现在如果让我去做一个校长,了解教育体系怎么回事,可能一两周,我就可以对这个领域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这是麦肯锡给我们的训练。”即便如此,邱天也觉得李一诺胆子太大了。“我们做过好多项目,知道一个项目真正要成功实施,是需要抽丝剥茧不断往前推进的……在执行方案的过程当中,会不断地调整、摸索、领悟才能继续往前推。”

但邱天笃定,“一诺知道她自己选择的是条什么样的道路。”

“我们很怕的都是泯然众人。”李一诺的好友、大学时期的同学、同样履历开挂的科学家颜宁这样理解闺蜜的选择。至于为什么李一诺可以办成那么多事,颜宁的回答是一记反问,“你不觉得好多时候,都是人自己作茧自缚吗?”

这对好友的逻辑,几乎如出一辙。

李一诺的茧,是30岁以后才破的。

此前,她是顺风顺水的学霸模式,从山东保送进清华大學生物系本科,又一路成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子生物学博士,她是优等生,直到开启真正的选择:察觉自己对科研之外的真实世界的巨大好奇,博士毕业后入职了麦肯锡。

少数裔、毫无商科背景,比起跟她一起入职的MBA毕业生们,28岁的她,突然从一个“聪明能干的学霸”成了“啥都不行”的边缘人。

开会躲在一角,发言畏畏缩缩,别人讲的听不懂,每日担心自己会被炒掉,自信全线垮塌。这样的低谷一直持续到半年后,她做的一个数据模型获得当时麦肯锡的一位全球副董事的当面夸奖。

来自他人的认可,成了她建立自信的开始,也是她在麦肯锡的重要转折点。她开始领略做咨询与做科研的相似之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看到核心问题在哪儿。以及,也开始觉察到性别文化下女性的短板正是自己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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