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从蒙古族利益观上阐述，元朝的产生、演进和消亡的角度，探讨其对我国民族融合做出的巨大贡献和不足，对中华民族精神和心态的形成研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关键词】：元朝；蒙古族；利益观；民族走廊
一、元朝蒙古族利益观对民族走廊形成的积极影响
单纯理财主义利益观和野心主义利益观的驱使下，在地域、日常生活、政治、经济、军事和异族通婚等方面的相应措施，客观上促进民族融合和演进，推动民族走廊形成。蒙古南征是攻打金朝的。城市，掠走大量的汉人、金人和契丹工匠，由此可见，军事的对垒，对加深民族间的了解具有很大意义。即使蒙古对文化处于一种开放的态度，但并没有被同化，蒙古族尚武剽悍的民族个性和自豪感，为元朝开疆拓土，并对蒙古族的民族特色具有深远影响；也正因为开放的学习态度，使面对新事物，和不同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丰富和发展蒙古人的勇敢不屈的民族性格。在大一统的国家内，无论是政治、商业还是日常生活等，为了保证现金流通畅，各族人民必须沟通和交流，促进社会的合理运行，在这个过程中促进北部草原区板块的形成，创造了宏伟的西北民族走廊。
二、元朝蒙古族利益观对民族走廊形成的消极影响及原因
（一）单纯理财主义利益观
1、扑买制度、官营专卖
扑买制度仿照埃及包税制度，又名商包制，是一种源于希腊的税收制度，曾在罗马。扑买制度下，国家将征税权卖给能一次缴纳国家规定的税额的人，即所谓的包税人，中标者就享有代表国家向纳税人征收税赋的权利。包税制的建立使简化税收制度的运营模式，提高官僚体系的运作效率。虽然提高税收效率，减少纳税人和政府间的交易成本，在短期内累积财富，但是包税人会不惜以税源枯竭为代价取得最大承包利益。包税制经济性实际是牺牲经济长远效益换取资金迅速积累的理财方式。仿汉朝盐铁酒专卖制度，与民间争利。通过兴煽冶铁、专卖药材（甚至局部食言）、垄断和市等办法敛财。公元1275年，阿合马上奏朝廷设立都转运司，增加税课，铸造铁器，官营贩卖，并且禁止民间制造铜器。禁止私人进行食盐贸易，部分地区的食盐也采取专卖。创立“和市”，与民夺利[1]。
3、滥发交钞、斡脱钱横行
祃祃理财时期，曾在全国统一印发中统元宝交钞。因为措施得当，银钞相权，所以钞法效果显著，币值基本稳定。至元十一年伐宋战争开始，钞的发行量直线猛增。至元十一年到十九年交钞发行量分别为：247440锭、398194锭、1419665锭、1021645锭、1023400锭、788320锭、1135800锭、1094800锭、969444锭。九年间累积达到809万锭有余，接近前14年的8倍，每年平均为近90万锭。滥发交钞的结果，必然导致交钞贬值，物价飞涨。到至元十九年前后，江南地区的交钞贬值将近80%。人民拿着大把的交钞不是财富，而是厄运。元朝政府直接支持下，斡脱商人一直很活跃，斡脱钱由此也更为流行。由于斡脱商人的活动是与蒙古诸王贵族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元朝政府给这些斡脱商人提供了多种支持。并由此衍生出专门从事斡脱活动的人群，单独立户，即斡脱户。他们属于元代诸色户记中的一种，并享有免去杂泛差役之特权。在斡脱钱的压榨下，单薄的农民首先没落，盗墓典田，卖妻鬻子，或自为奴仆，或流亡四方。
（二）野心主义利益观
1、蒙古西征
蒙古诸部落的混战时期，人民生活水深火热，时常吃野菜、草籽和土拨鼠为生，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支持蒙古人生存下来的只有仇恨。蒙古西征主旋路是复仇。
造成成吉思汗西征的直接原因是一支商队。就在西辽灭亡的同年，花勒子模沙摩柯末處死蒙古450人的商队，没收全部货物。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成吉思汗决定西征复仇。从1219年到1225年，征服花勒子模共用了6年时间，分别攻陷讹答剌城、速格纳黑城、别纳客沁城、不花勒城和撒马耳干等十余座城池。同时，蒙古征服波斯东部的呼罗珊地区的许多城市，等到蒙哥继承汗位之后，派旭烈兀去接管呼罗珊诸城，并且继续向周围开疆拓土，最终旭烈兀在一区域建立了伊儿汗国。至此亚欧大陆大部分掌握在蒙古人的手中了。
2、蒙古南征
如果说西征是为了复仇，南征是为了求财。南征的主要对象是西夏、金、南宋、吐蕃和大理五国。征讨西夏是由于西夏君主的背信弃义，没有协助成吉思汗西征。1225年到1227年，历时两年的时间灭亡西夏，解除消灭金国的后顾之忧。自1211年到1234年，在这个过程中蒙古由反抗女真贵族残暴统治的正义战争转而成为掳掠人口、财富的掠夺性战争。成吉思汗率领的三路大军一共攻破90余座城池，这些城池都被蒙古军队摧毁殆尽。在金国的两河山东几千里的范围内，百姓几乎被杀光，妇女儿童以及牛羊马畜等大量财物都被掠夺到草原，房屋被焚毁，高大的城楼只剩下几堆土丘了。1214年春，三路军包围中都，金宣宗纳岐国公主及大量金帛、马匹，童男女求和，蒙古大军满载而归。
（三）权贵主义利益观
权贵主义利益观是奴隶社会野蛮主义利益观的演化，随着蒙古统治者在战争中接触的先进汉文化的影响，逐渐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但是奴隶社会的特权思想还是在蒙古贵族们的存留。元朝科举制度时隐时现，元代虽有学校但不是专为国家培养官员的主要途径，虽具教习、生员，但科举却迟迟没有实行。部落贵族世袭制则成为元代选官制度的主要途径，元仁宗以后，虽明令科举取士，直到元末，科举考试一年才选拔30多人，而元朝通事、知印等官员，天下一共有3300多人，不到半年时间，没有任何功名的白身被递补为官员的尚且70人。而且在学校中包含蒙古人和色目人，在四等级制度下，即使汉人和南人中有出类拔萃的人才很难有出头之日。元朝的权贵主义的选官制度导致官员素质下降，官员素质的下降导致政治腐败。虽在短期内保护了蒙古贵族的利益，但是加速了蒙古统治地位丧失的速度。
三、元朝蒙古族利益观对民族走廊形成的局限性及原因
（一）未能形成高效、高质量政府体制
忽必烈时期，对汉法的完善和推广，有三个人做出了突出贡献--刘秉忠、郝经[2]、许衡，随后颁布了《大定政要》，并学习金朝统治经验和方法，首先是学习汉学，创办学校，教授蒙古、色目子弟学习儒学，为元帝国培养治国人才。其次、废除忽里台大会，立皇储，改变蒙古原始民主制，确立汗位继承人。在利益既得者的阻碍下，虽然在元帝国内推行汉法困难重重，甚至几经废黜，有力的推动力元政府的封建化进程。其实完全汉化，统治也未必长久，一个王朝的寿命长短，取决于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对利益的取舍，是否能根据当前状况，革新弊政，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使政府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是国家能否兴亡得的关键所在。
（二）战争只能转移国内矛盾，难以解决国内矛盾
唐末火药已被用于军事，南宋时期，火药被更被广泛用于军事防御，加上农耕文明被坚实高大的城墙保护着。蒙古骑兵适于在平原或草原战斗，冷兵器时代如落日黄昏，热兵器时代却步入朝阳。一个半世纪征战，使得军民疲惫，蒙古战争早已由反抗女真贵族残暴统治的正义战争转变为侵略战争。战争结果也由带给蒙古族财富转变为劳民伤财，奴役人民，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痛铸就元朝后期的内忧外患。
（三）财政上的高压政策，加深了社会和民族矛盾
元朝民族歧视压迫政策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元朝按民族将人分成四等级，分别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伴随于此，经常看到很多蒙古贫民流浪到大都、通州等一些地方地，有些蒙古贫民被卖到蒙古贵族和色目人的家里，成为奴婢，蒙古贫民的社会地位还不如汉人地主，元朝的统治根基已动摇。元末起义不断，汉人、南人是主要的举行起义群体，所以加深了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的仇视程度。
注释：
[1]《金元史十二讲》陈广恩，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年，第153页.
[2]《元代社会生活史》史为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