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孔子，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系统地提出唯心主义先验论，替行将崩溃的奴隶制度辩护。列宁说：“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继承了孔子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为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服务。批判孔子唯心主义先验论的反动实质，进一步揭露林彪一类骗子宣扬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罪恶阴谋，是当前深入批林中的一项战斗任务。
一
人的知识、才能是从那里来的？孔子的回答是：“生而知之”。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这就是说，奴隶主阶级的代表，如文王、周公，他们的知识、才能是上天赋予的，生来具有的，他们的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此，他们是“上等人”，是“圣人”。孔子特别崇拜这些所谓“圣人”，连做梦都想经常见到他们。
孔子认为，他自己也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尽管他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这类话，但关键时刻真相就暴露了。有一次，宋国桓魋要杀他，他说，我的德行是上天赋予的，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又一次，孔子和他的门徒因到处宣扬恢复西周奴隶制度，在匡（河南长垣）这个地方被老百姓扣住，关了五天，并要杀他，经他的弟子子贡再三哀求，才被释放。孔子说，现在天把保存和传播文化的使命给了我，匡人能把我怎么样？这两件事，足以暴露孔子以承受天意的“圣人”自居，撕下了“我非生而知之者”的假面具。
孔子在鼓吹“圣人生知”（后人称孔子关于圣人“生而知之”的观点为“圣人生知”）的同时，还竭力宣扬“群氓无知”。他说，奴隶们都是天生愚笨、遇到困难也不去学习的
“下等人”。他认为对这些“下等人”根本不值得进行教育，不能让他们知道什么道理，只能让他们当牛作马，任统治者摆布，而且奴隶主贵族和奴隶的地位，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他说：“唯上知与下最不移。”
在孔子看来，“上知”和“下愿”之所以永远不能改变，是由“天命”决定的。他端力提倡“畏天命”和“知天命”，认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他骂奴隶的暴动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都是由于他们“不知天命”和“不畏天命”。“天命论”是孔子先验论的出发点。
总之，孔子鼓吹“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完全否认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否认人的知识、才能来源于社会实践。他以奴隶主阶级的偏见，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把所谓“上知”和“下愚”永远固定下来，把少数“生而知之”的“圣人”看作历史的主宰，这是极为反动的天才论和英雄史观。毛主席说：“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生而知之”的“圣人”以及固定不变的“上知”和“下愚”是根本不存在的。“卑者最聪明，高贵着最愚蠢”。在奴隶社会里，尽管奴隶们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被剥夺了从事科学文化活动的权利，智力发展受到种种限制和摧残，但是，他们是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主体，他们创造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灿烂的文化，比起那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贵族老爷们，还是要聪明千百倍。
二
孔子宣扬先验论的反动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地位，复辟西周奴隶制度。
第一，先验论是复古倒退、反对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
孔子处在春秋末期，正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变革的时代。由于奴隶反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阶级关系发生很大变化。有些原来有权有势的奴隶主贵族，由于奴隶的大批逃亡和起义，逐渐破产、没落，象晋国的贵族栾、郤、胥、原、狐、续、庆、伯等八氏，都“降为皂隶”。孔子本人原也是奴隶主贵族的后裔，因为祖业衰落，不得不做吹鼓手和看管牛羊之类“下贱”的事情。而新兴的地主、工商业者，和有些出身卑贱的奴隶，却逐渐富裕起来，甚至聚众结社，评论政局，主张革新，举行暴动，夺取政权。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变化，孔子作为奴隶制度的顽固卫道士，对之痛心疾首，不能容忍，认为这是“天下无道”。在孔子的心目中，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是“圣人”对“愚民”的统治，是智慧对无知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既然“上知”和“下愚”永运不能改变，那么，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也就永远不能改变。孔子正是用这种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来论证奴隶主统治的合理性、永恒性，反对社会变革，企图拉着历史的车轮倒转，挽救奴隶制度的灭亡。
第二，先验论是孔子反动政治思想的理论根据。
孔子反动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什么呢？孔子特别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孝悌是仁的根本。就是说，人们应当克制一切违背奴隶主利益的欲望，使言行都符合奴隶制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周礼），以避免发生“犯上作乱”现象;在奴隶主阶级内部，应提倡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来维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种族奴隶制度。这样，西周奴隶制度便可以恢复和巩固了。孔子还认为，“仁”也是上天赋予奴隶主贵族的美德，是奴隶主贵族头脑里固有的东西，通过内心的修养，自觉的努力，便可以达到。可见，“仁”是以先验论为出发点和根据的。
孔子还根据“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理论，提出一个反动的主张，叫做“正名”。“正名”是“仁”在政治上的具体运用。所谓“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用殷周以来的旧名份，规范变化了的现实，纠正违背周礼、破坏奴隶制等级关系的现象，使“上知”和“下愚”的关系永远保持下去，挽救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颓势。孔子提倡的“正名”，是以主观的“名”，规定客观的“实”，是唯心主义先验论在政治上的表现。
第三，先验论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垂死挣扎的精神支柱。
殷周奴隶主贵族本来是靠等级制度和“君权神授”的天命论来维持世袭特权的。周文王以天的长子自居，自称天子。奴隶主贵族的土地是“天子”分封的，他们把自己的特权地位看作是天给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到了春秋时代，奴隶主阶级走向没落，特权地位遭到破坏，天命论思想也发生动摇。奴隶们“不畏于天”，骂天不公平，给他们带来饥饿，造了天命论的反。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人物如郑子产提出了“天道远，人道迩”（近）的观点，反对天命论。在这种情况下，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难以继续沿用旧有的天命论来欺骗人民。在现实中，他们又找不到足够的社会力量来恢复失去的“天堂”。因此，孔子一方面不得不继续求助于天，鼓吹天命论，另一方面，把天命论和“仁”的思想结合起来，更强调“仁人”的智慧、才能和美德的决定作用。所以他拼命吹捧文王、周公和他自己是“圣人”、“仁人”。這无非是要说明，文王、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和他自己恢复西周奴隶制的复辟活动都是神圣合理的。可见，孔子鼓吹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正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垂死挣扎的精神支柱。
在唯心主义先验论这条反动思想路线指导下，孔子的一生，就是从事复辟活动的一生。他的口号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说，要把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复兴起来，把没落奴获主贵族的世袭特权恢复和继承下去;把已经失去权势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东跑西窜，四处游说，兜售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反动政治主张。可是，这个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孔子，其反动生涯并不美妙。尽管后来的反动统治阶级把他捧得很高，尊为“至圣先师”、“人伦师表”，但当时他到处碰壁，不受欢迎。起义奴隶骂他是个“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罪大极重”的寄生虫、骗子和“盗丘”。劳动群众说他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不识时务的反动派，活象一条“丧家之狗”。最后，他只得哀叹着“吾道穷矣”，和没落的奴隶制度一起走进了坟基。
三
叛徒、卖国贼林彪所宣扬的天才论是和孔子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一脉相承的。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的“圣人”，说他自己就是“圣人”;后来孟子更明确提出统治者是“天之降才”，还说什么“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林彪则胡说什么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人物，吹嘘他们一伙就是什么“天赋之才”，“全局之才”，“超群之才”。孔子鼓吹“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诬蔑劳动人民是“愚民”;后来孟子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视为“天下之通义”;林彪则胡说他的头脑“特别灵”，他的思想同劳动群众有“天壤之别”，诬蔑劳动人民只知道“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等等。难怪林彪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一面疯狂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恶毒咒骂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一面又把孔子的书当作“圣经”来读，把孔子的反动思想当作“历史唯物主义”来供奉。事实戳穿了林彪自称“坚信马列”的伪装，露出了他政治骗子的丑恶嘴脸。
从孔子到林彪，相隔两千多年，为什么林彪要繼承孔子的反动思想呢？这是因为孔子是复辟的祖师爷。历代的反动统治者在搞复辟时，都抬出这具僵尸，顶礼膜拜，“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当然也不例外。孔子和林彪都代表没落阶级，反动的阶级本性注定了他们必然拿起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破烂武器，反对革命，反对群众。天才论是林彪一伙篡党夺权的理论纲领。他们借口称“天才”，肆意篡改和歪曲革命导师的观点，胡说“不承认天才不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表面上称无产阶级领袖是“天才”，大叫什么天才论的观点就是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实际上是大树特树他们自己的“权威”，说他们自己就是“天才”和“超天才”，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接班人。谁要是反对他们，谁就是反对“天才”，他们便可以借口保护“天才”，对革命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反动的唯心主义天才论是林彪一伙阴谋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的思想武器。
但是，“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求助于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搞复辟活动的反动派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借助孔子亡灵复辟资本主义的林彪，同样落得个葬身火海、化为灰烬的可耻下场，这是历史上一切倒行逆施的反动派不可摆脱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