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加快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不仅是促进我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也是扩大社会就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迫切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应该把它作为浙江“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来抓。
我省服务业发展加快。但水平和质量仍然滞后
这些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相继出台和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举措，切实加大了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工作力度，取得了积极成效。全省服务业发展速度加快，总量规模持续扩大，内部结构逐步优化，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但总体看，服务业发展仍不尽人意。
服务业发展水平提高不快。主要是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偏低。而且多年徘徊不前。201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3.1％，比2002年仅提高了2.8个百分点，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1个百分点，2008年和2009年甚至还低0.8和0.3个百分点。目前我省人均GDP水平已经超过了7600美元，而服务业比重仍低于2000年世界平均水平23.9个百分点，低于中等收入国家10.7个百分点，甚至还低于低收入国家4.1个百分点，不仅与同一收入水平国家相差甚远，也与全球产业结构越来越呈现出的服务经济特征不相吻合。
服务业发展质量提升不快。主要是服务业行业结构调整不快，传统服务业相对发达，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新兴服务业发展不足。行业增加值排在前四位的仍然是批发与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服务业发展总体上还处于低层次阶段。2009年，我省服务行业比重最高的是批发与零售业占21.4％。金融业占19.1％，房地产业占13.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9％，住宿和餐饮业占4.2％，合计占全部服务业的62.7％。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仅占5.2％，租赁和商务业占3.7％，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占1.9％，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1.4％，合计只占12.2％。全省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还不到40％。服务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
需求不足是制约我省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原因
我省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发展服务业收效不理想，原因比较复杂，既有理念和认识上的偏差，也有体制上的不完善和政策上的制约，但最根本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不协调、发展质量不高，远未形成对服务业的广泛需求。
工业化质量不高影响和制约了服务业发展。工业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主体。浙江工业化走的是以县域经济为主导、以乡镇企业发展为重点的农村工业化道路，虽经多年调整提升，但工业发展长期存在的低、小、散特征并没有根本改变，对生产性服务业需求明显不足。一是布局过于分散，专业化分工不足。我省工业大多集中在工业园区和块状经济中，目前全省95％以上的县(市、区)都有块状特色经济，约60％的建制镇拥有规模不等的块状经济。2005年，全省600多个销售收入超亿元的块状经济中，有360个工业总产值超亿元的产业集群，其中工业总产值在50亿元以下的占73.6％，布局比较分散。生产性服务业中每一个行业和部门的出现，都是生产技术专业化和分工深化的产物。而我省各地的工业园区大多是各种产业的大杂烩，块状经济大多是同类企业的集聚，产业间分工还不发达，产业合作和融合不足，研发、营销、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等环节都在企业内部，没有形成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二是产业层次低，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十一五”以来，我省工业结构已实现了从轻工业为主向重工业为主的转变，正向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发展。而由于对传统产业的路径依赖，制造业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结构调整却比较缓慢，虽然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但其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提高不快，五年间仅提高了3，2和2，8个百分点，产业低度化特征仍然明显。与周边省市相比，我省制造业发展快，但结构变动率水平低，2000—2005年仅为31.9％，分别低于山东、上海、江苏、广东、福建13.1、9.1、6.8、5.4、0.7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低度化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虽然这些年在制造业需求刺激下我省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2004—2009年，全省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增加值增长118.0％，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74.7％，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增长88.1％，但行业规模仍然较小。服务业结构性落后与总量扩张缓慢的相互交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发展。三是增长方式粗放，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不快。国内外制造业发展实践表明，对生产性服务业使用较多的主要是技术密集型阶段。从全国看，2002年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金融保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需求分别为15.16％、12.03％和22.85％，比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4.74、2.06和4.02个百分点。从韩国看。1980年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对商务服务的需求仅为6.75％，到2000年则大幅提高到17.79％，分别比劳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高11.25、8.40个百分点。目前我省产业发展的资本驱动特征依然明显，制造业仍以资源性产品和中、低技术产品为主。1995—2008年，全省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约4.92％，对同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41.2％，而资本要素投入增长贡献则为47.2％。2008年我省县域规模以上工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仅占销售收入比重0.85％。比全省平均低0.42个百分点，技术创新不足。这些年我省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从2001年的1.43降低到2005年的1.18，再继续降低到2008年的1.13。与江苏、广东、山东等省相比，目前我省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传统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业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明显偏低。只要产业发展仍停留在低技术、低水平上，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的互动发展就到不了一个新的高度，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市场就难以形成规模。
城市化质量不高影响和制约了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发展规模和结构也取决于城市化水平和城市的规模结构。从世界各国看，服务业发展速度、从业人员比重和产值比重与城市的规模都呈正相关关系。而我省城市化发展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1978—2008年，我省城市化率从14.1％提高到57.6％，年均提高1.44个百分点，但近些年城市化速度明显降低，“十一五”期间年均仅提高了0.6个百分点，比“十
五”五年平均低0.9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城市化质量也不高，不仅影响了工业结构转型升级。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而且也影响了生活性服务需求。一是我省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化率的提高很大一部分是靠行政区划调整来实现的。特别是不少设区市把周边县市并入了市区，1978—2007年，我省设区市和县级市城市面积扩大了30倍，2000年以来全省至少有150多个建制镇改为街道，但中心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和水平并不高。2009年，全省设区市和县城城区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6.35％。各设区市城区人口占市和县城区人口比重大多在50％以下，绍兴、金华、丽水仅为34.83％、22.54％和24.97％。大部分县城城区人口集中度在20％－30％之间，平均仅为21.58％。可见，我省城市化的重心比较低。二是我省的城市化是以“常住的流动人口”为主的城市化，是“要地不要人”的“半城市化”。2009年全省城市化率57.9％，而非农户籍人口比重仅为30.40％，农民市民化进程明显滞后。2004－2009年，全省农业人口转非农业人口人数由57.21万人逐年减少到18.90万人，占新增非农人口比重由44.19％下降到了18.45％。以温州市为例，2010年全市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市化率达60.7％，而按户籍人口计算却只有21.5％。居民消费水平的快速提高，是服务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而我省城市集聚的人口少，农民市民化又比较缓慢，特别是集聚在各级城市的大量外来农民工及其家属，其消费能力严重不足，影响了消费需求的扩大和升级。三是城市建设发展更多体现在各种资源要素在城市空间上的平面延伸、人口数量与城市功能(主要是经济功能)的线性增长，是粗放型的城市化。这是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产物，主要是过分依靠工业化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虽然城市经济发展较快，但产业结构水平提高不快。2007年，全省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结构为5.3：54：40.7，而城市三次产业结构则为4.4：53，7：41.9。第三产业比重仅高了1.2个百分点。2000—2007年。11个设区市各市占全省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只有杭州、宁波和温州三市提高，分别从20.0％、15.4％和11.3％提高到25.0％、18.5％和12.2％，其他各市都有所下降。从县域看，情况也一样。2010年，桐庐县第三产业比重30.6％，余姚市34.1％，鄞州区33.3％，而且均比上年下降。说明我省城市发展水平和质量还不高，对工业、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较低。
服务业比重徘徊不前是工业化发展规律的客观反映。理论界普遍认为，世界经济发展表明，经济增长与服务业发展有很强的相关性，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时，会出现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的发展态势。2008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并没有出现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的态势。浙江人均GDP从2005年开始就超过了3000美元，到2010年已经达到7600多美元，这一态势同样没有出现。这说明我们对工业化实质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进而对工业化水平的评价和工业化阶段的判断产生偏差，对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过高估计导致了对服务业发展的过高期待。从浙江目前的人均GDP、工业增加值比重、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等指标看，一般认为我省已经到了工业化后期阶段，但发达国家工业化后期的一些阶段性特征并没有在浙江出现。这主要是我省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不协调，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所造成的结果。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工业化过程实质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过程，它不仅仅是工业发展和工业现代化的问题，工业化过程中也包含了城市化。因此，单是从工业发展水平、或者人均GDP水平、或是非农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等单方面来判断工业化阶段，都不准确、不科学。而且，作为一个省区，浙江工业化进程不可避免要受全国工业化整体水平的制约和影响。最近，省工业经济研究所对我省工业化阶段进行了研究，得出的基本判断是：我省从2006年开始步入了工业化中期后半阶段，即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在未来8—10年内仍将处于这一阶段；2000—2008年间，我省工业化发展的水平因素提升较快。已经达到了工业化后期的标志水平，而动力因素和质量因素则只达到了工业化中(前)期的标志水平。这一判断更符合浙江发展实际。
从工业化中(后)期这一阶段来判断，我省的服务业发展状况就基本与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相符。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服务业比重大都在40％以下，2000—2004年世界中等收入和下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还出现过下降趋势，分别从53.8％和48.3％下降到52.7％和42.6％。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曾有两个时期出现过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的情况，第一次发生在1905—1915年，比重由46.1％下降到40％，这一时期是日本工业化初期、工业加速发展的阶段；第二次发生在1955—1960年，这一时期则是日本进入工业化中期，而且重化工业得到加速发展的阶段。有研究表明，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后，第三产业才成为主导产业并持续上升，这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具有普遍性，已成为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特征。
协调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积极扩大和提升服务业需求
“十二五”时期是我省工业化与城市化融合发展，经济升级、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要加快推进服务业发展，首先必须创新服务业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重点是要在加快提升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积极扩大服务业需求。
以新型城市化为导向。加快发展区域中心城市，提高县域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服务功能。城市是经济发展的平台。城市化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提升城市化发展质量，关键是要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完善城市服务功能。而大都市、大城市是集聚高端要素的大平台，是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大平台，是培育现代服务业的大平台。要加快调整我省城市化发展战略重点，大力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和县域中心城市发展提升，转变城市发展模式，提高城市品位。一是积极推进城市群建设。要切实把城市群作为城市化的主体形态，按照全省城镇体系规划，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完善城市结构，合理构筑城市群体系，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发展模式。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各都市区的龙头带动作用，建立健全都市圈内各级城市间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协调推进机制，加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力度，加强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促进圈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加快提升城
市群整体能级和发展水平。二是加快推进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我省区域中心城市城区人口规模大都较小，湖州、金华、绍兴在50万人左右，嘉兴、衢州、丽水只有38万、28万和15万人，集聚带动能力较弱，也难以形成规模效益。要把区域中心城市作为“十二五”和今后全省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战略重点来抓，作为我省城市化的主导力量来推进，切实加大建设和培育力度。特别是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综合体和生态环境建设，加快提升城市集聚能力和服务功能，使之发展成为大城市。三是大力推进县域中心城市和小城市建设。推进县域城市化，重点是要加强县城和中心镇建设。一方面，要在加快县城城市新区建设的同时，加强老城区的有机更新，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促进城市生活功能与生产功能相对集中、有机统一，把县城培育和建设成为县域中心城市：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城镇发展的分类指导，重点是要按照优化县域城乡空间布局和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把有条件的中心镇加快培育成为小城市，成为县城的副中心城市。要适当调整和扩大小城市试点镇的行政区划，增强其集聚和辐射能力。对一般中心镇和其他小城镇，要加强规划管控，推进集约式发展，防止盲目扩张。
以新型工业化为导向。大力推进工业集聚集约发展，进一步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工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制造业技术水平和结构层次，是提高和扩大工业发展对服务业需求的根本途径，也是我省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一是加快推进块状经济转型提升。重点是要加大政策引导力度，促进企业深化细化分工，提升产业链和价值链。要充分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鼓励企业重点突破研发、营销、品牌培育、技术服务等制约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环节。大力支持制造业企业推进主辅分离，促进与制造业关联度高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鼓励和支持制造业企业与生产性服务企业加强合作，结成产业联盟，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嵌入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系统。二是加快提升开发区(园区)发展水平。重点要在创新和完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要通过提高产业进入门槛、强化项目投资用地绩效管理、引导企业加快技术改造、产业结构调整等途径，大力推进区内产业转型提升。要强化“产城融合”理念，加强开发区(园区)服务功能建设，推动基础设施与中心城区配套互联，促进产业区块与城区的有机衔接和融合。三是加快城镇产业发展平台建设。坚持走产业集聚与城镇建设紧密结合的发展道路，以产业集聚促进人口集聚。要大力推进乡镇工业功能区整合提升，加强规划调控和产业政策引导，促进集聚集约发展。要加快修编小城市建设试点镇总体规划，按照城市建设需要规划产业发展新平台，并作为城市功能新区加以开发建设。要大力推进乡镇工业功能区与周边省级开发区(园区)的联动发展，加强基础设施衔接和联建共享，主动接受辐射和纳入城市产业体系。
以深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农民市民化，进一步扩大城市化对服务业的需求。提高城市化对服务业的需求，还必须大力推进农民市民化，形成城市生活质量提升与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互促共进的良好局面。从服务业需求看，服务业各部门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依赖度最大。因此，要按照城乡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同步建设、一体管理的要求，加快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覆盖，方便农村居民到城市消费。同时，要全面深化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加快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健全农民愿意进城和能够进城的体制机制。重点是要深化以土地为核心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全面开展确权登记和发证工作，建立健全农村产权退出和流转机制；深化以养老、医疗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尽快统一制度平台，缩小待遇差距，提高统筹层次。尽早实现同一统筹地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促进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和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