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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内在机理。通过构建河北省11个地市2002—2015年个体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积极影响，得出规模效应、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等因素加速制造业升级的结论。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河北省应从合理布局产业空间、培育重点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打造良好的产业环境等方面，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加速制造业升级。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升级；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5-0083-11
生产性服务业是介于生产和消费之间并从制造业中剥离演进而来的，本身并不向消费者提供直接的、独立的服务效用，为保持工业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工业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保障服务的行业。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尤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背景下，京津冀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高须依靠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协同发展的实质与核心是产业协同和深度融合（王兴鹏，2015）[1]。河北省作为制造业大省，其制造业在京津冀地区内的合理布局以及转型升级，对推进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与空间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着力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理顺三地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对接产业规划，不搞同构性、同质化发展。因此，应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视角，以京津两地生产性服务业辐射效应凸显为前提，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通过实证的方法，分析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进而提出制造业升级的对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针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问题的讨论已经成为理论界的热点话题，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影响和机制，是研究两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核心命题，已有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存在协同互动
国内外学者在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关系方面做出卓有成效的研究，Guerrieri（2005）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基础影响制造业的发展潜力和后劲，是制造业升级改造的外生动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和导向性作用[2]。Arnold（2008）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质量提升是制造业效率或竞争力提高的保证，反过来，制造业升级与改造提升了生产性服务业水平和能力[3]。吉亚辉等（2014）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间互动的动力机制源自比较成本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二者在一个地区双重集聚后存在共生关系，促进第二、三产业协调发展[4]。顾乃华等（2006）和程大中（2005）分别从社会分工和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分工深化的原因与机理[5][6]。邱灵、申玉铭和任旺兵（2008）運用投入产出表，指出二者产业关联越来越紧密[7]。冯泰文（2009）、顾乃华（2011）将交易成本、地理距离作为中介变量，运用计量模型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8][9]。
（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升级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集聚水平和促进制造业升级改造的因素和机理等方面。盛丰（2014）从行业层面和区域层面分析得出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高集聚程度，未来集聚趋势较为明显[10]。Singelman（1978）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粘合剂的作用，促进制造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11]。宣烨（2012）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检验，得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不仅能够提升本地区制造业效率且能够通过空间外溢效应提升周边地区制造业升级[12]。顾乃华（2011）研究了二者间互动关系的机理，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体现在竞争效应、专业化效应、学习效应等方面促进制造业升级[9]。钟韵（200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升级的内在逻辑源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是互动融合发展的[13]。李宁（2016）认为在生产性服务业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集聚趋势下，制造业升级会通过技术外部性和生产效率改进体现出来，但是，两者之间发展是不均衡的[14]。
综合已有研究成果可知，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两者互动发展的研究还不充分，以一个区域内部产业为研究对象，进而关联其他区域产业发展与相互影响的研究尚显不足。河北省在京津冀都市圈中处于特殊地位，其产业间发展及优化布局将直接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因此，以河北省为研究切入点，探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进而扩展到京津冀协同背景下的相关研究，更具针对性。
二、京津冀三地产业基础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本文选取了2002—2015年北京市、河北省和天津市的相关数据指标。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河北省统计年鉴》（2002—2015年）、《北京市统计年鉴》（2002—2015年）、《天津市统计年鉴》（2002—2015年）和《城市统计年鉴》（2002—2015年）及河北省、北京市和天津市的统计公报。同时，为研究需要还收集了大量客观、详实的第一手数据资料。
2. 研究方法。为测定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可考虑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G指数、赫芬达指数和CAD指数等。限于数据可得性，依据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状况，参考行业专家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区位熵（LQ）作为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主要方法，具体计算方法为：
区位熵（LQ）=（PSi/Xi）/（PSj/Xj）（1）
其中，PSi是区域i内某产业的产值或就业人数，Xi表示区域i内的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PSj指国家或省份内产业j的产值或就业人数，Xj指国家或省份内总产值或总就业人数。若LQ>1，则说明其高于平均水平，而且值越大，表明该产业部门的集中程度越大。
（二）京津冀三地产业基础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现状
京津冀三地之间产业存在差异化、梯度化的现实基础，通过产业转移、产业对接以实现三地产业间的协同发展，通过三地产业协同以促进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合理布局与提升集聚水平，进而推进制造业升级[15]。
1. 京津冀三地产业现状分析。首先，从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上看，北京在2015年为0.7∶21.4∶77.9，服务业比重超过50%，处于后工业市场化时期；天津比例为1.3∶49.4∶49.3，服务业与第二产业比重相当，处于工业化后期；河北省的比例为11.7∶51.1∶37.2，第二产业比重明显高于服务业，处于工业化中期。因此，京津冀三地产业之间存在差异化、梯度化。其次，通过上述区位熵分析可知，北京和天津生產性服务业集聚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天津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凸显，但是无论从集聚水平还是扩散效应来看，还远低于北京，而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巨大。再者，河北省是基础制造业大省，医药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等方面在京津冀都市圈内形成产业梯度，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大多数制造业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不高，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
因此，在京津冀协同的战略机遇期，通过主动承接北京和天津有关医药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铁路等产业的生产性服务业转移，通过环境打造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促进河北省制造业的结构调整，推进向价值链的高端转移。
2. 京津冀三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比。从表1可知，河北省的区位熵小于1，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北省与京津两地的差距在于：北京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教育中心，是高端人才和要素充分流动的集聚地，拥有较高的集聚水平。天津定位于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和改革开放先行区，集聚了研发创新服务、现代金融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要素，集聚水平较高。
从表1中还可以看出，北京和天津的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熵都大于1，说明北京和天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天津是高端制造业的集聚地，并且拥有港口，是物流的集散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凸显；但是无论从集聚水平还是扩散效应来看，北京都远远高于天津。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巨大，源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环首都经济圈”和天津自贸区母城的扩散效应，“十三五”期间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引擎。
（三）河北省分地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现状
为使得研究更为集中，使用新近几年的区位熵能很好地说明河北省分地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问题，选取河北省11个地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2011—2015年生产性服务业区位熵进行衡量，这样具体测度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判断：（1）2011—2015年石家庄、唐山和秦皇岛三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整体水平明显高于其他8个地市，2014年均有所下降。（2）2015年集聚程度大于1的地市为：邯郸市、邢台市、保定市、张家口市、沧州市、廊坊市。（3）变化不太明显的是承德市、衡水市，且到2015年集聚程度均小于1。（4）呈上升趋势的是廊坊市和保定市，且到2015年集聚优势明显。
三、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实证
（一）指标选取与模型建立
1. 指标选取。为了测算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带来的影响，本文将区位熵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由于生产性服务业是高知识、高技术型产业，教育与科学技术与其集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以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和科学技术财政支出作为解释变量；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与基础设施建设直接相关，而基础设施又与制造业水平相关联，所以引入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控制变量；对外依存度的大小，也直接影响着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这里以河北省各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河北省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制造业升级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制造业人均利税总额来表示。
研究范围主要以河北省石家庄市、唐山市、秦皇岛市等11个地市为主，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河北省统计年鉴》（2002—2015年）及河北省统计公报。
2. 模型建立。面板数据是具有三维（截面、时期、变量）信息的数据。面板数据的一般表示形式为：
yit=ait+bitxit+uit，（i=1，2，…，N，t=1，2，…，T）（2）
根据所选择的变量，建立模型如下：
lnproit=C+C11nLqit+C2lnEduit+C3lnFixit+C4lnSciit+C5lnFdiit+uit（3）
其中i为河北省11个地级市，t代表时间。
（二）实证检验
1. 单位根检验。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对含有时间序列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由于模型中N=11，T=14，即N 2. 回归结果。依据上述模型将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依次和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对外依存度指标（Fdi）与制造业人均利税总额并不显著，这与河北省国际化水平及经济发展状况有关，所以将它剔除。故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剩余4个，模型采用个体随机效应模型，计量结果如表5所示，并进一步对随机效应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如表6中所示P值为0.212 2大于0.05，故接受原假设，模型为个体随机效应模型。 从表5中可以看出，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是正相关的，系数是0.69，并且在5%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说明区位熵提高1%，相应的人均利税提高0.69%。
（三）实证结果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及促进制造升级提供了绝佳的战略机遇期，需要进一步研究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主要因素，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优良环境打造，提出理论和实践依据。理论界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科技创新等是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主要因素，对制造业升级起到正向作用。通过上述以河北省为例进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对制造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是正向的，从人力资本水平系数来看是正向影响为0.29，也是在5%的水平下显著；固定资产投资（Fix）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系数为0.60，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科技创新（sci）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也是正向的，系数为0.14，说明科技创新每投入1%，可以带来制造业人均利税增加0.14%。由此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可归属于创新投入，科研创新位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高端部分，三种关键影响因素促进生产性服务集聚，共同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四、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一）路径选择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社会分工的专业化、交易成本和租金的降低、知识和信息技术的自由流动，随着分工的深化和规模效应的凸显，人力资本和知识能力逐渐嵌入到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能够吸引高级人才，增加了知识的流动，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制造业升级[16]。
首先，构建合理的产业布局。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京津冀三地产业之间存在差异化、梯度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现实基础。在北京在汽车、医药、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等高端制造业产业具有较强优势，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功能较強的金融、营销、设计、法律、咨询等产业；天津在高端制造业、交通物流业、石油化工业、医药业、汽车制造业、冶金等高端制造业具有较强优势，加强物流业、研发、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产业的集聚发展；河北省利用劳动力及资源优势，主动承接北京和天津的产业转移，并为北京、天津提供物质、人力资本支持，同时注重制造业的集聚发展，如重点打造保定、廊坊等地制造业产业集聚地，并配合制造业的转移和升级，重点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科技创新，提升集聚水平。
其次，促进产业链分工和培育关键因素。第一，在京津冀都市圈内进行产业链分工合作，深化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分工，促使生产性服务业获得更多的规模优势和专业化优势。如支撑河北省汽车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将其研发、设计与北京研发中心合作；原材料采购和物流环节，可利用信息服务和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交易；将汽车产品的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活动交给专业的汽车营销团队，通过其专业化经营创新和再分工，增加该环节的增加值，也进一步提高制造业的增加值。第二，培育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关键因素，联合同产业内企业，建立企业知识管理系统，进行知识获取、生成、管理和应用及创新，通过协同体内知识的流动和共享，大幅度提高企业的知识存量；利用专业化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进行人员招聘、人事管理、培训教育等服务，增加企业的专业化人才，提高人力资本及资源效率。通过产业链的协同整合，完成各环节的创新，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整个产业链实现价值链的升级。
（二）对策建议
河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与北京、天津集聚水平差距较大，为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增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的积极影响，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1. 调整京津冀制造业结构以加速产业协同。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知识、人才、资本、信息等要素的流动，配合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完善，并逐步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三链”的耦合发展。京津冀三地要明确其功能定位，实现错位发展。在垂直分工的前提下，以加速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避免产业同质性和同构性。北京突出在金融、商务服务、教育培训等行业上集聚要素；天津着力发展物流、信息服务等行业；河北省应加快培育工业设计及研发服务，推进节能环保和安全生产服务，推动制造业服务化等。
2. 培育重点生产性服务业以加速融合。河北省制造业正处于由分散到集中、由制造到创造的转变阶段。为实现河北省制造业升级，承接来自北京和天津的产业转移，有针对性地培育重点生产性服务业，采取措施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为此，河北省应重点培育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金融业等知识含量高、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按照区域梯度发展以及比较优势原则，依据省内各地区制造业集群特征和升级需要，有针对性地提升人力资本、固定资产投资、科技创新等因素的集聚水平。
3. 布局合理空间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背景下，河北省应主动承接京津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转移，尤其承接来自北京的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具有绝对优势的生产性服务业，承接来自天津的租赁和商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并依据省内各地资源和特征，形成具有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廊坊市、保定市利用紧邻北京的区位优势，通过承接北京科技、知识和资源的辐射效应，重点打造较强的科学技术服务集聚区；石家庄市、唐山市、秦皇岛市重点打造有助于吸引外资制造业的服务外包集聚区；邢台市、沧州市、衡水市、邯郸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等继续培育高端制造业，以加速与生产性服务融合。
4. 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价值网以促进制造业升级
河北省制造业对人力资本积累和科技创新缺乏重视，致使生产性服务业难以形成网络化，价值链条相对较短，缺乏价值链与价值链的交织。因此，打造生产性服务业价值网将突破二者之间无法实现互动的约束，进而寻求新的发展契机。首先，促进产业价值链向两端延伸，以掌握核心技术和战略品牌；其次，促进产业集聚和服务外包，形成集聚效应和示范效应；最后，由价值链向价值网转变，稳定的价值网模式促进了知识、技术、资本的流动，促进了制造业转型和升级。
参考文献：
[1]王兴鹏.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协同发展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5，（22）：128-129.
[2]Guerrieri P， Meliciani V. 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business services[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5，（16）：489-502.
[3]Arnold，Jens Matthias，Aaditya Mattoo， Gaia Narciso. Services Inputs and Firm Productivity in Sub-Suharan Africa：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J].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2008，（4）：578-599.
[4]吉亚辉，段荣荣.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双重集聚的协调度与生态位适宜度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4，（8）：79-84.
[5]顾乃华，毕斗斗，任旺兵.中国转型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竞争力关系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6，（9）：14-21.
[6]程大中.中国服务业相对密集度及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J].管理世界，2005，（2）：77-84.
[7]邱灵，申玉铭，任旺兵.北京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及空间分布[J].地理学报，2008，（12）： 1299-1310.
[8]冯泰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3）： 57-64.
[9]顾乃华.我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的外溢效应及其區域边界——基于HLM模型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11，（5）：115-122.
[10]盛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升级：机制与经验-来自230个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产业经济研究，2014，（2）：32-39.
[11]Singelmann J. The secto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bor force in seve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1920-1970[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8，（5）：1224-1234.
[12]宣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基于空间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12，（4）：121-128.
[13]钟韵，阎小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J].人文地理，2003，（10）：47-51.
[14]李宁，韦颜秋.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6，（6：）：12-16.
[15]武义青，陈岩.京津冀制造业竞争力实证研究——基于三次经济普查数据的分析[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5）：152-160.
[16]宋之杰，赵桐.京津冀协同发展下装备制造业产业升级研究[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60-68.
The Influence of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on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in Hebei Province
——Based on the View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Han Tongyin1，Li Ning1，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401；
2.School of Economics，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Tianjin 300134）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on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is analyzed.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dividual random effects panel model of 11 cities in Hebei province， the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on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then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scale effect，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actors accelerate the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under the context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Hebei is supposed to promote the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to accelerate the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in terms of reasonable layout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space， fostering key producer services industry， creating a good industrial environment and so on.
Key words： Coordin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Producer Services Agglomeration；
Manufacturing Upgrading； Panel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