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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些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基尼系数呈回落趋势，但数值仍然偏高，如何继续改善中国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和分配差异，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应该高度关注的问题。通过对城乡居民之间、城镇居民内部、不同国民经济行业间以及不同地区间各种收入的动态和静态比较，指出通过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扩大非农产业就业是当前中国改善居民收入和分配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居民收入分配；劳动报酬；民营经济
作者简介：李心愉，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从事宏观经济理论研究；蔡志洲，男，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宏观经济与统计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1-0058-10
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而改善居民家庭的收入以及分配差异，全面提高全体人民整体的生活水平，是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任务。本文通过对国民经济核算与居民收支调查的数据的分析，对新世纪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特征、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改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一、基尼系数
在世界各国，基尼系数是用来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通常使用居民可支配收入来计算。从表1中可以看到，2004—201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经历了一个首先上升然后下降的过程。2004—200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逐渐上升的，在2008年到达最高值0.4911；2009年以后，我国的基尼系数开始不断下降，2015年下降到0.462。这一趋势性变化，和前面资金流量表中反映的变化是一致的，即在2008年前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居民收入分配差异不断扩大的现象出现了扭转。正是在那一时间的前后，我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2，人均国民总收入由下中等收入跨入上中等收入的行列1。显然，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扭转，是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互关联的。当我们从低收入水平开始起步实现加速经济增长时，我们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但由此可能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当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时，我们的政策就开始调整，更加强调“共同富裕”。这种政策上的调整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家庭的收入差異也大多经历了首先是不断扩大然后再逐渐缩小的过程，但这一过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著名的库兹涅茨曲线所揭示的就是这样的统计规律。但在我们国家，由于政府政策的积极推动（如调节各个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等），这一进程被加快了。从变化程度上看，中国的基尼系数在7年间下降了约0.03，居民收入分配差异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如果按照这个速度，那么在2020年前后，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将会下降到0.43左右，虽然和人们常说的0.40的警戒线水平仍然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从发展趋势看，我们与这个标准之间的差距不是在扩大而是在不断缩小。
二、从资金流量表看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构成
表2列出的是根据资金流量表总结的2013年我国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居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构成以及各个项目的占比。表中第1项“增加值”为个体经济当年所创造的增加值，扣除掉第2项他们对雇员支付的劳动者报酬，再扣除对政府支付的生产税净额，就是第4项居民部门的个体经济的纯收入，占全部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1.4%。而他们支付的“劳动者报酬”在这里被扣除后，在被包括进第7项中，反映为居民部门由本部门以及其他部门（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所获得的全部劳动报酬，占全部可支配收入的83.7%。在居民的初次收入分配中，还要扣除掉对其他部门支付的财产支出，如为购买住房向银行贷款后而支付的利息等；与此同时，居民家庭还从其他部门获得财产收入，如银行存款利息、债券利息收入、投资企业的分红收入等；这一部分收入较过去有比较大的增加，但是从其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看仍然不大，目前只有6.1%，如果从净收入的角度看，只占4%。这三部分构成了居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这说明在居民初次分配收入中，劳动者报酬是主体，个体经营收入的比重开始增加，而财产收入所占的比重仍然不大。这说明私营企业家在其所有的企业取得收益后，更愿意将收益留在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也存在一些家庭支出列入企业成本的现象），而不是进行分配成为居民家庭也就是住户部门的收入，这就出现民营企业在迅速发展后，他们的财产收入（这里主要指的是红利收入）在居民部门却没有显著增加的现象。初次分配收入还在经过再分配，除了个别居民家庭之间的经常收支外，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的经常转移收入（所得税和财产税、社会保险的缴款等）和经常转移支出（政府社会保障支出、对困难群体的补助等）。从表2中可以看出，这一部分的收支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达到10%以上。这说明政府在再分配领域中的经常转移收支，对平抑居民收入差别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在表3中，我们分别列出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名义指数（包括价格变动因素）和实际指数（剔除了价格变动因素）。从公布数据的时点上看，这些数据往往能够当年公布，所以在这一节中，我们使用的是2000—2014年的时间序列，个别地方使用了2015年的数据。从总体上看，在2000—2014年期间，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人均GDP年均实际增长9.2%），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有了明显增加，这说明经济增长是改善人民收入的基础，如果没有经济增长，那么居民家庭收入是不可能在整体上得到改善的。在2004—2013年期间，从整体上看，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但近年来这一局面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从变化过程上看，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开始是不断扩大的，到达一定点后又逐渐缩小。从表3中可以看到，从2004—2007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比（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倍数）是上升的，但上升的幅度已经放慢（2000年是2.79倍），2007—2009年间徘徊了三年，从2009年之后开始逐年下降，2013年已经回落到3倍（2014年回落到3倍以下）。与这种变化相对应的是，自2004—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和名义增长率，都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但2008年后却发生了逆转，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了城镇居民，从而使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重新缩小。这一期间，也是我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全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又重新提高的时期，这说明改善农村居民的收入对于改善整体的收入分配具有重要意义。
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2004年至2013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各个项目的年均增长率中，比重增加最大的是工资性收入，增加了11.3%，现在已经超过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更高（主要是因为转移性支出增长，体现了国家对低收入群体的扶持），但是占比仍然较低。这说明农村居民的非农业就业，是改善收入的主要途径。而近些年来，我国非农就业的扩大，主要依赖于非传统公有制企业1，这也就是说，非传统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本手段。
四、城镇居民内部和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表5列出了2000—2008年期间按收入分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表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全部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12.21%，但是不同收入组的居民家庭增长的幅度不同，收入等级越低，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就越低，这就拉开了收入分配的差距。2000年，最高收入户的收入是最低收入户的5.02倍，但是到了2008年则上升到了9.17倍，接近于原来的两倍。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会在基尼系数上表现出来。
但是从表6中可以看到，自2009年以后，居民按收入水平分组的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情况比之前（尤其是2000—2008年期间）有了根本性改善。改变为收入越高的组别的收入增长率越低，收入越低的组别的收入增长率越高，不仅从长期趋势看是这样，而且各年的增长也是如此。这就使得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这是影响我国基尼系数重新走低的主要原因，说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异正在得到不断的改善。
表7中列出了2013年和2014年我国在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后新口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组数据，而图1则是这两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累计分布的曲线即洛伦斯曲线。
从图1中可以看到，2014年的累积分布曲线（右线）基本上是2013年曲线（左线）平移的结果，各个收入组之间的曲线的斜率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这说明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没有继续变差。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图中最低收入平移的程度要低于最高收入的平移程度，这是因为较低的收入组的基数低，较高的收入组的基数高，即使较低的收入组的增长率高于较高的收入组，但是如果增长率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那么增长的具体数量仍然有可能高于较高的收入组。图中的两条洛伦斯曲线都是上凸的，说明基尼系数在0.5以上。分组别看，较低收入组的斜率较大，组距较短，较高收入组的斜率较小，组距较长，即收入越高，分布越广，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正在趋向于合理。如果要继续改善收入分配，就要进一步加大较低收入组之间的斜率，或者说，减少按收入水平分的低收入组的人数（也就是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通过对图中面积的简单计算（即曲线上方的面积除以曲线上下方的总面积）可以算出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大约在0.35左右，也就是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目前仍然处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0.4以下。这也就是说，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异目前仍然处于合理的区间内，虽然仍然需要改善，但是应该对这种差异程度有一个客观的估计。
五、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与中等收入群体
经过30多年的发展，企业内部的职工收入差异已经不再是我国收入分配差异继续扩大的主要原因。现在的问题是，在不同的行业之间，由于生产要素投入的结构不同（如高科技企业需要资金、技术、人才的投入）和准入（如一些领域只允许内资或国资进入）等，不同的行业在总生产成本中能够用于支付劳动成本或者是在总收益中用于劳动报酬的规模也不同。作为一个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中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我们的新兴产业在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传统产业仍在继续，升级缓慢。这就造成了行业之间收入增长的不平衡并由此导致行业之间劳动者报酬上的差别。而作为居民的家庭主要收入的劳动者报酬上的差异的扩大化，是居民收入分配差异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当然，财产收入作为居民家庭收入中的另一重要来源，尤其是高收入家庭的收入的重要来源，也影响着收入分配差异的变化，但目前这一部分收入在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仍然只占较小比重，所以影响我国收入分配的主因还是劳动者报酬（2013年劳动者报酬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约为83%）。我们这里将通过对劳动者报酬的行业差异的分析对居民收入分配进行研究。
从表8中可以看到，我国2012—2013年的全部从业人员（不是全体居民）的人均劳动报酬在38000多元，低于这一平均水平的只有农、林、牧、渔业和批发零售贸易、住宿、餐饮业这两个传统行业，其他行业均高于平均水平，收入最高的3个行业分别为金融业、采矿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都属于国有经济从业人员占比较大的行业。其他行业的人均劳动报酬在4万元到6.5万元之间。
图2是按照各个国民经济行业的人均劳动者报酬排序后绘制的就业人员分布图。由于图中的资料来源于投入产出表，农业和非农业劳动者的报酬使用的是统一口径，与国民收入指标相衔接（属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组成部分），所以不存在城乡居民收入口径不一致的问题。从图中可以看出，按国民经济行业的平均劳动报酬分组后形成的就业人员分布是非对称的。收入最高的3个行业（金融业、采矿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平均劳动报酬虽然高，但全部从业人员中只占了很小的比重（3%），所以他们对收入分配的格局在数量上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当然，在社会舆论上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低）。但收入最低的两个行业（农、林、牧、渔业和批发零售贸易、住宿、餐饮业）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的从业人员在全部从业人员中所占的比重非常高，达到45%以上，对整个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非常大。而中等收入的5个部门（按顺序为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运输仓储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制造业，其他服务业）所占的比重仅仅在50%左右。我们可以把图2中的行业分成3个组，图2中左侧的两个点为低收入组，分别反映了农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平均劳动报酬和从业人数，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平均劳动报酬很低，但人数众多；右侧的3个点为高收入组，则分别是金融业、采矿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平均勞动报酬和从业人数，他们的报酬很高，但人数不多；中间的5个点则是中等收入组，反映了其余5个行业（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运输仓储邮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制造业，其他服务业）的平均劳动报酬和从业人数，他们的分布基本上是正常的。其中的其他服务业的平均劳动报酬之所以较高，主要原因在于它包括了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如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这些人的收入在社会上属于中上水平，人数也较多。显然，中等收入组的分布是比较均衡的，如果要改善行业间的收入分配，一方面要继续提升低收入行业的收入并相应地减少就业人数，另一方面要控制高收入行业的收入。控制高收入行业的收入是相对容易做到的，因为这些行业的高收入本来就是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出现的，那么同样可以通过适度的政府干预使之不再加剧甚至合理回落；但低收入行业提高平均劳动报酬却需要经过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农业，其产量的增长要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既要在分子中通过提高总产量，又要在分母中减少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在加强这方面的努力，近些年的进步尤其明显，但真正要解决城乡发展二元化的矛盾，仅仅靠农业本身的发展是不够的，更要靠大力推进非农产业的发展并带动相应的就业。而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就要靠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行业分析中还可以看出，我国各行业之间平均劳动报酬之间的差别和经济类型是相关的。收入较高的4个行业，金融业、采矿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其他服务业，都是传统公有制或者是国有经济从业人员所占比重较高行业，而民营经济占比较高劳动者报酬则相对较低，个体经济占比较大的批发零售业和农业的人均劳动报酬为最低。但是在批发零售业中的个体经济从业人员，除了取得劳动报酬外，还有经营性收入（即营业盈余），而农业从业人员的全部经营收入，在投入产出表中都被归入劳动者报酬，所以从实际平均收入看，批发零售业和其他行业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真正低收入的行业只有农业。从这个角度看，要加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数量或比重，一方面是要增加农业劳动者的报酬，但农业本身的发展受自然条件、技术因素等多方面的限制，所以更重要的是在另一方面，通过非农产业的发展使更多的农业劳动者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而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非农产业的新增就业主要是要依靠民营经济的发展。因此，民营经济的发展在改善我国的收入分配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整体上看，我国当前较大的收入分配差异，主要原因不在于少数人的高收入，而在于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等收入的这些行业的平均劳动报酬的增长长期高于低收入行业的增长，因此在中等收入和低收入行业之间拉开了差距，在统计上表现为双峰分布的峰值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方差与离散系数不断提升，导致包括城乡在内的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提升。
这种差异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城乡二元化结构所带来的结果或者是阵痛。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二元化结构的程度也不同，所以人均收入的水平也不同，因而造成收入分配的差异上的差别。在中国，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越低，人均GDP也越低，由此决定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越低，由城乡收入差异造成的全体居民的收入差异也就越大（基尼系数也就越高）。所以在中国，从地区比较来看，收入分配差异是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程度相关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收入差异也就越小，对中国大多数地区而言，改善收入分配根本途径，是通过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从产业结构的高度看，一个地区的高收入及中等收入行业的比重越大，其平均收入就越高，其收入分配差异也就越小（因为严重影响收入分配均衡的低收入行业尤其是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低），反之，一个地区的农业从业人员比重越大，收入分布中双峰的现象也就越严重，收入分配差异以及反映这种差异的基尼系数也就越大。如果从产业结构高度上看，越是传统和低端的产业或行业劳动者的平均报酬越低，越是新兴的和高端的产业或行业劳动者的平均报酬也就越高，那么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越高，它的收入分配差异也就越小，反之就越大1[1]；而从准入条件上看，准入条件越高的产业或行业的劳动者报酬越高，准入条件越低的企业或行业的劳动者报酬越低，那么在高准入条件企业或单位聚焦的地区或城市（尤其是北京）的收入分配差异也就越小，反之也就越大。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地区的居民家庭平均收入，是和这个地区由产业结构高度所决定的平均收入（主要是平均劳动报酬）相关的。一个地区的平均收入越高，说明这个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也就越高，它的收入分配差异也就越小。而在中国的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发达地区通常有较高的产业结构高度，主要表现为新兴和高端产业在不断发展，而欠发达地区通常只有传统和低端的产业或者说产业结构高度较低。所以地区之间居民收入之间的差异，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地区间产业结构高度上的差别造成的。所以就全国而言，要改善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关键是要加快欠发达地区和中等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提高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和非农就业水平，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要创造各种条件（尤其是市场条件）合理地引导各种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和中等发达地区流动，通过这些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的互补来全面地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们的产权制度和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且导致了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在宏观上体现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在微观中体现为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化。这些变化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但在一定时期内，也造成了居民收入分配的扩大化等问题。随着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近些年来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有了一定的改善，中等收入群体在不断扩大，但是地区间、行业间、不同的收入群体间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需要改善。从现在的情况看，主要矛盾是农业发展受到限制，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也是我国仍然属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原因。从非农产业的发展上看，各个行业之间、不同地区经济之间的发展仍然不平衡，政府应该引导更多的经济资源向更有发展潜力的行业和地区流动，尤其需要为这些行业和地区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通过这些行业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提高人们的平均收入水平。与此同时，要深入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在发展过程中逐步缩小国有经济与社会一般收入水平之间的差距。通过逐步地降低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的比重，来增加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
结 论
从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分配看，近些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经过了一个逐步扩大，又重新缩小的过程，基尼系数在2008年前后到达高点后开始逐步下降。从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异看，现在的基尼系数其实是在警戒线水平以下（2013—2014年在0.35左右）。但城乡合并计算的基尼系数仍然偏高（2013—2014年在0.47左右，2015年下降到0.462）。劳动者报酬在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绝大比重（80%以上）。通过对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从业人员的人均劳动者报酬的分析表明，近些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以及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异的扩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行业因素：首先是农业和非农行业之间的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其次是在非农行业内部，传统行业与新兴行业之间存在着差异。从产业结构的高度看，一个地区的平均劳动者报酬的水平与其产业结构的高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产业结构的高度越高，平均劳动者报酬的水平也就越高，收入分配差异也就越小。所以收入分配差异实际上是和一个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密切联系的，要改善一个地区的平均劳动报酬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就必须提升当地的产业结构，首先是要加強非农产业的发展和增加非农就业，收入分配差异也将会随之改善。而非农企业的扩张和就业的改善，主要必须依赖非传统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因此，从总体上改善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包括提高平均收入水平和减少收入分配差异，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大力发展非传统公有制经济。
参 考 文 献
[1] 刘伟、张辉、黄泽华：《中国产业结构高度与工业化进程和地区差异的考察》，载《经济学动态》2008年第11期.
[责任编辑 国胜铁]
Abstract： Over the years， our urban and rural citizens have more income and the Gini coefficient decreases but with a high numerical value. It is a great question of how to reduce the disparity in the incom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a well-to-do society. Dynamic and static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among the city dwellers，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regions show that it is an important way of improving income distribution to encourag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and employment in non-agricultural sector.
Key words： distribution of income of citizens， labor pay， private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