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New Histotism)诞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和文学界,是在文艺复兴研究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政治功能,通过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原则加以质疑,进而发现那些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异在的不安定因素,揭示这种复杂社会状况中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和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以及它们与权力话语的复杂关系。本文通过解读《美国的悲剧》的文学政治功能,了解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真实的复杂社会意识形态背景,揭示克莱德以及整个美国社会悲剧的原因。
西奥多·德莱塞(Thoedore Dreiser)是美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美国的悲剧》1925年出版后,被著名文学评论家约瑟夫·克鲁齐称赞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美国小说。”是了解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一本好教材,体现了颠覆与抑制所形成的巨大张力。其中,抑制体现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基督教价值观。基督教是美国的传统的主流价值观,在美国的影响源远流长。美国宗教事务学家托马斯·F·奥戴指出:“由于宗教的影响,美国人变得高尚而文明。”在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是一种价值体系,强调工作是一种美德,生命尊严不可侵犯等。到了20世纪,基督教成了被尼采所攻击的“奴隶的道德”,克莱德身边的基督徒早就失去了生命力和神秘性,不再是一种充满活力的精神和灵性,信仰变成虚妄。对它实行颠覆破坏的是当时在美国盛行的消费文化价值观。消费文化的兴起冲击了基督教的统治,美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当时美国经过“一战”经济上开始迅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们竞相巧取豪夺,对穷人设置障碍,阶级界限分明;狂热地消费,强烈地追求财富,拼命地在贫困的人们面前摆阔。金钱成为社会衡量一切的手段。但是后来消费文化所带来的悲剧又使基督教重新成为主流价值,这样成功地完成了对颠覆力量的抑制,但是基督教的价值观并不能彻底解决社会矛盾,于是它的主导地位又面临新的颠覆。这两者相互颠覆与抑制,体现了当时美国社会存在的危机和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故事讲述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这种社会矛盾导致一个普通青年的人生悲剧。
《美国的悲剧》是一个典型的基督教背叛者的形象作为一个案例,构成了一个典型的艺术世界。另一方面,作品本身也以积极的态度介入社会现实,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小说出版后产生的巨大轰动效应看出,从而引发人们对社会的深刻反思。例如,小说主人公克莱德是个典型的美国梦的追求者,他一方面痛恨现实社会的奢侈丑陋,痛恨基督教的清规戒律而投入消费文化的追逐中去。另一方面,他从内心深处接受了至少在他临死前接受了基督教的价值观念。他用自己的荒唐行为违背了基督教的价值观念,同时他又谴责自己的行为。由此可见,克莱德的行为体现了反叛的悖论,他的行为既具有颠覆作用,又有抑制作用。二者构成巨大的张力,使小说具有美学价值。
小说中克莱德对基督教的背叛,体现在他迎合消费文化的三个方面。
第一,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克莱德认同了金钱至上的原则。16岁那年,他拒绝了父母从事诚实劳动的建议,到格林·戴维逊大旅馆。在那里他目睹了形形色色的奢侈挥霍的生活方式。后来他为了追求千金小姐而狠心杀害女友罗伯特。
第二,他追求情欲享受。童稚未泯的他在领到第一份工资后就在其他同事的怂恿下,到了一个以前让他厌恶的地方。为了取悦于霍旦丝,他狠心拒绝了母亲的请求,置危难中的姐姐于不顾。
第三,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克莱德成为利己主义者。在为伯父工作时,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并无大的改变。桑德拉的出现给他这个爱慕虚荣、怀有野心的人带来希望。他不顾一切地追求桑德拉,不惜牺牲女友的性命。后来,在审判的过程中,民主党人贝尔纳普为了利用这次审判获得政治野心,训练和帮助克莱德编造虚假情节,克莱德又依靠这些政治行为来为自己开脱罪责。面对死者的亲属他拒不认罪。小说通过克莱德的案例揭示了美国二三十年代美国人的精神危机。用格林布拉特的理论来看,克莱德的行为体现了颠覆性。
尽管克莱德以行动背叛了基督教的价值,但是从内心深处又不断地谴责自己违背基督教价值的行为。这可以从他不断地提起母亲得到证明。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克莱德从内心深处对母亲充满了敬畏。在他闯祸逃得芝加哥后,他总是“禁不住想起他们,尤其是母亲”。他“害怕她那悲哀而绝望的眼睛”。在他被捕后,他对给他定罪的辩论并不关心。他最关心的是母亲,“她会怎样想,怎样感觉。”他相信他的心只能在“她的心里找到一处神圣的避难所,能找到同情,也许还能找到帮助”。母亲是他最后唯一可以信赖的人。最后在母亲的教诲下,他忏悔并且写下忏悔声明。他在临死前又回归了基督教的信仰。他在与母亲的诀别前,说了这么一些话:“妈妈,您必须相信,我是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去死的。这不会难受的。上帝已经听到我的祈祷。他已经给了我力量,给了我宁静。”克莱德由背叛基督教到又重新回归基督教,实现了基督教的抑制功能。不过,克莱德最后在心里又加了一句:“他给了没有啊?”这句话又重新颠覆了克莱德的信仰。
格林布拉特认为,艺术家固然可以通过他们的训练、天才等在创造时尽量关注其自身,却无法摆脱包揽社会万象的社会文化网络。真正的伟大的艺术作品产生于作家的主观因素与社会客观因素的冲突与调和。他指出,“莎士比亚戏剧并没有给木制的墙板围得与世隔绝,也并非仅仅反映其周围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力量。”《美国的悲剧》中的主人公克莱德基本上是德莱塞的自身写照。小说中克莱德有许多与德莱塞相似之处,例如,对父母贫困的痛恨,对富裕和漂亮姑娘的向往,对富人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上巧取豪夺,对穷人设置障碍、划分阶级等做法深恶痛绝。为了达到真实的目的,这部小说取材于一个真实的谋杀案,为了做到真实,他还亲自咨询了与此案有关的律师等相关人,查阅了当时的报道等。
德莱塞认为现实主义就是要艺术地再现美国当时的社会和生活。在谈到《美国的悲剧》时,他说:“产生它的那种生活并未改变。”多年来他收到很多来信说,信中说:“克莱德·格里菲思恐怕就是我。”这充分证明了小说反映了现实。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克莱德的行为是消费文化对传统的基督教伦理的颠覆,他对基督信仰的回归是基督教对消费文化的抑制的表现。这两种力量对克莱德的控制形成了巨大的张力,社会能量在二者之间形成摆振。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在这种颠覆和抑制的矛盾运作中包含着丰富的内涵,由此产生深刻的社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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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文新,河北农业大学副教授;靳相茹,河北农业大学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