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苏洵之长子。
苏轼学养深厚，学兼百家，文备众体。 苏轼诗、词盖世。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浓缩了中文写月的精华，横绝古今。 还是让我们欣赏苏轼的盖世美文吧。 《赤壁赋》《后赤壁赋》 苏轼脍炙人口的名作首推《赤壁赋》和《后赤壁赋》。 宋仁宗时，苏轼中进士。宋神宗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予以反对，并请求外调，出京通判杭州，相继做过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的知州。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御史李定等摘出苏轼讽刺新法的诗句，加以弹劾，苏轼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经过长时间的残酷折磨，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做团练副使。其间，苏轼两次游黄州城外的赤鼻矶。赤鼻矶又名赤壁。 赋中谈到周瑜大破曹操的故事，其实破曹操的赤壁在湖北嘉鱼县东北长江南岸，和苏轼所游的赤壁矶不是一个地方。身处逆境的苏轼，在江上驰聘联想，借题发挥，也许顾不了是否符合历史地理的实际了。 一般地，称《赤壁赋》为《前赤壁赋》。 苏轼因反对新法而被贬黄州，政治上很失意，而苏轼又是一个旷达的人，这种矛盾的心情被反映在了赋中，并试尝着去解决矛盾：从羽化登仙的超然之乐跌入人生的苦闷，然后再在清风明月中找到出路。赋中明显带有更多的虚无缥缈的色彩，后赋表现得尤为突出。 前赋描写了苏轼与客秋夜泛舟江上，置身水光月色中，浩浩乎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清风明月，饮酒纵歌，忽而由乐转悲，借主客问答，抒写人生无常的怅惘： 客从赤壁的月夜，联想到曹操之诗，赤壁鏖战，均成往迹，因而想到吾与子何能长存，于是顿生哀愁；苏轼则以眼前的水月为喻，大讲变与不变，足以显示其心情的旷达。最后，客回悲为喜，畅饮入睡。 苏轼这次游赤壁是在元丰五年初秋七月，而再游则是同年初冬十月。 后赋描写了初冬月夜的景色及踏月之乐，酒肴俱备，更动游兴，再游赤壁。这次江上景物异于昔游所见，便舍舟独游。给他印象深刻的是鸣鹤掠舟；游后一梦，遇羽衣翩仙的道士，回应孤鹤。 元朝虞集评说： 陆士衡云：‘赋体物而浏亮。’坡公《前赤壁赋》已曲尽其妙，《后赋》尤精。于体物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皆天然句法。末用道士化鹤之事，尤出人意表。 前游赤壁，活动在舟中；而这次主要活动在江岸。前赋重在描绘江上景色，而后赋主要谈玄说理。 后赋中的主客对话实际上是诗人的自我独白，灵活运用了赋的传统手法，巧妙地表达了诗人感情的波折、挣扎和解脱的过程。 这两篇赋的突出成就是写景： 前赋光风霁月，字字秋色：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 后赋水枯石瘦，句句冬景：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一样的风月，不一样的境界，显示出苏轼高超的艺术才能。 赋到了宋代已经逐渐散文化，两赋将赋体散文化发挥到了极致，并堪称优美的散文诗，又如两轴奇绝画卷。后人绘画、雕刻乃至编剧，都有以它们的内容做为题材的。 友人说，唐诗绝，宋词绝，宋文《赤壁二赋》绝，——绝，极，顶点。我信，其后超出二赋者，无有！ 《刑赏忠厚之至论》： 刑赏，忠厚，一个从属法律，一个从属道德，苏轼予以论证：刑赏的目的是劝善惩恶，是忠厚的最高表现。他认为，只有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赏罚皆以儒家的仁义、博爱为标准，就可以达到大治天下的目的。 苏轼身体力行，在为官之时，就非常注意怎样刑与赏，注重教化，爱惜百姓，慎施刑罚，颇有政绩，深受人民爱戴。 这是苏轼早年首篇震动文坛的政论文章。 《教战守策》： 宋仁宗嘉祐年间，海内习于安逸，苏轼意识到如此下去的危险性，便写了此篇策论。 策论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然后分别申说它们的危害性，再结合当时形势，说明战争不可避免，教民讲武不容忽视，建议早做准备，以免发生不测之患。并提出教民讲武的具体措施。 苏轼从国家民族的安危、盛衰着眼，提出了适用于当时，警示于后世的居安而思危的观点。 这是非常有远见的；所论翔实有力。 同苏轼其他的奏议和历史论文一样，《教战守策》不讲求文词的宏丽和古奥，却写得明晰透辟，雄辩滔滔。 原标题是《教战守》，后人增策字。策，古代臣民向皇上陈述政见和进献谋略的一种文体。从文中可以看出，苏轼受《战国策》《孟子》《庄子》以及贾谊、陆贽等人的影响。 郭预衡推崇这篇策论的谋篇，认为： 唐宋以来，文章注重谋篇，从谋篇看，这篇文章写得相当周密，结构相当完美。此文虽是大题目之下的一个小题，论证也能如此严密，这是宋人行文艺术日臻成熟的一个标志。从王禹稱以来，经过欧阳修、曾巩，再到苏轼，散文艺术之日臻成熟，是非常明显的。 《上梅直讲书》： 梅直讲，即梅尧臣，字圣俞，因时任国子监直讲而名。 嘉佑二年，苏轼考中进士，主考官是欧阳修与梅尧臣。苏轼写此信要求拜见梅尧臣。 轼每读《诗》至《鸱鸦》，读《书》至《君爽》，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 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 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 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 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 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所 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以乐乎此矣。 起笔纵论，气度非凡。 周公、孔子，欧阳修、梅尧臣、苏轼，皆非常之人；为文自不同凡响。 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 为世人传诵，引用。 《答谢民师书》： 谢民师，名举廉，新淦（今属江西）人，元丰八年考中进士。元符三年，苏轼由海南北返，谢民师在广东做官，曾拜见苏轼。分别后，苏轼写了这封信。 后人经常引用的称赞谢氏文章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当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就出自这封信中。苏轼这是在借此表达自己对写作的体会，而且他的诗词与散文确然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尝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以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又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踰此者。正是他的自评与自夸。 他的这些言论与见解，对于我们更深层次地品评苏轼作品，会有很好的帮助。 《筼筜谷偃竹记》： 筼筜，生长在水边的大竹子。筼筜谷，在洋州（今陕西洋县）。 宋代著名画家文同，字与可，兼擅诗文，曾作《筼筜谷偃竹》一幅赠予苏轼，苏轼为记。 行云流水，是苏轼所追求的一种诗文境界，而他在此记中对画论又自有高见：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 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 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 纵则逝矣。 是谓成竹在胸。 尽管，苏轼说，这是文同教他的话。平常素日，二人交流甚多，相互影响，苏轼临文之际，将二人所得凝于笔端，使之成为画论精华，亦就不足为奇了。 《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反对新法，而被网罗罪名，投入监狱，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官衔加有本州安置字样，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实属流放。 贬斥于黄州，踏月步于中庭，后写下《记承天寺夜游》。清冷而悲凉的月光曲中，人们仿佛看到了诗人伟岸、孤傲的身影：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 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抒情小品80余字，从中可以品出孤寂，品出高洁，可以品出怅惘与悲凉。 次段不见月字，却月色澄明；全文未写情思，却情思飞扬。 月光如水，可以洗心，可以洗魂。 不妨一试。 文以人传。以作者独特的身世，以作者独到的情思，短文而见称于世。 《石钟山记》： 石钟山在现在江西湖口鄱阳湖的东岸。山包括两部分：县城南边的叫上钟山；北边的叫下钟山。各离县城约一里，皆高五六百尺，周围约十里。 《石钟山记》重点在辨明石钟山名称的来历，为何这座山独以‘钟’名，借对山名含义的实地探究，生动地阐明了臆断如何妨碍了对事物的正确认识。 文中对郦道元和李渤两人的说法提出质疑，并月夜游石钟山，实地观察，做出新的判断。尽管其判断，与后人的考察有出入，但并不妨碍苏轼强调对任何事物做判断，必须目见耳闻，必须做深入的调查的观点的正确，更不妨碍《石钟山记》成为一篇优秀的散文。 下文是苏轼对石钟山夜景的描绘，： 至暮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 搏人；而山上栖鹤，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欬且笑于山谷中者， 或曰：鹳鹤也。 几笔轻轻点染，便凸现了一个阴森逼人的独到境界。 《喜雨亭记》： 1062年，即宋仁宗嘉佑七年，26岁的苏轼，刚刚踏入仕途，正在陕西凤翔太守幕府，担任签书判官。暮春四月，凤翔地区久旱逢喜雨，恰好官署附近一座官亭新落成，苏轼因而命名亭为喜雨亭，并欣然志记。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 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简洁文字，盈溢出其喜洋洋的气氛，奠定喜且乐的基调。 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高兴）于野，忧者以乐，病 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特写镜头记录人们喜庆的场面。 记文在雨的颂歌中收结，富余音绕梁情味。 通篇，苏轼把喜雨亭三层意思，通过分写与合写、顺写与倒写、虚写与实写，从各个角度淋漓尽致地发挥，从而流露出作者对人民生活的关怀。 因苏轼意在表现关心民生疾苦、与民同忧同乐的情怀，记文倍受后人好评。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何为好雨？润泽人民，适逢其时的雨堪为好雨。杜甫的好雨与苏轼的喜雨，乐民情怀一脉相承。 当下，小资情调的雨如牛毛。祝福他们吧，在雨中流连，在雨中梦呓，在雨中沉醉。 《日喻》： 渤海人吴彦律，大概是苏轼的后辈，去京城接受礼部的考试，苏轼写了《日喻》，勉励他。 全文用了4个比喻： 盲人辨日，说明人在认识客观事物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孙武说：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孔子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两个比较隐晦、间接的比喻，说明人打仗或做学问应该掌握主动；南方人善于沉没水中，说明实践的重要性。 通过比喻，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娓娓说出做学问要刻苦钻研，亲身实践，要有真才实学的道理；不是死板的说教，郑重严肃寓于轻松、风趣之中。 《日喻》别开生面，生动感人。 《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 这是4篇对历史人物的评论。 范增，项羽之谋士，有亚父之称。 在楚汉战争中，范增屡次劝项羽杀刘邦，项羽不听；项羽中了陈平的反间计，使范增离项羽而去。 苏轼不落俗套，翻空出奇，作《范增论》，就范增当不当离开，该何时离开项羽展开议论，惋惜范增不识去就之分，同时批评了项羽的猜疑和不能知人。 留侯，即张良，是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主要谋士。其圯下取履的故事脍炙人口，苏轼作《留侯论》，认为张良之所以能够在反秦灭项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在于受桥上老人潜移默化的指点，他明白了忍小忿而就大谋的道理，最终成为大智大勇之人。 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一生抑郁不得志。苏轼的《贾谊论》标新立异，一反世人对贾谊怀才不遇的肯定，评判贾谊的悲剧在于不能自用其才，是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对贾谊既有惋惜同情，又有批评否定。 晁错，汉景帝时著名大臣。晁错请削诸侯封地，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举兵，景帝因此杀了晁错。《晁错论》中，苏轼对晁错的建议是肯定的，对晁错之死是惋惜的。但苏轼认为晁错被杀，不在袁盎的谗言，而是自祸；对晁错当时对待吴、楚起兵所采取的措施进行了令人折服的分析。其中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皆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4篇史论，风格不一，但皆立论新异，笔势纵横，富于雄辩，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量。 《超然亭记》《放鹤亭记》《凌虚台记》： 这是三篇以老庄的出世哲学为主题的亭台记，写得各有面目和兴味。 苏轼写亭台记，以描写、叙述和议论的错杂并用为特点，而其结构布局又随着主题的需要而变化多端。 密州城上的超然台，由其弟苏辙命名。《超然亭记》劈头一段游于物内或物外的议论，就逗起一种飘忽超然的意绪，然后进入叙事。苏轼认为，如不能超然物外，则乐少悲多；如能够超然物外，即使在困苦的环境中，也有乐可寻。 《放鹤亭》首先写鹤，刻画其清远闲放的形象，议论则在中间，突然从题外拈出酒字与国君好鹤作对比，来说明南面之乐不能换隐居之乐的道理。 扶风太守为登高远望而建凌虚台。《凌虚台记》在写完这个建筑物修建的缘起、经过和命名以后，才逼出废兴成毁的议论作结，指出人世间有足恃的和不足恃的，使它有别于一般的亭台记，体现着作者旷达的人生态度和勇于探索的精神。 《潮州韩文公庙碑》： 韩文公，即韩愈。潮州，今属广东潮安县。韩愈一度被贬潮州。潮州原建韩文公庙在刺史公堂的后面，百姓祭祀进出不方便，潮州知州王涤选择新址，在州南7里的地方重建韩文公庙。元佑七年，苏轼应王涤之请，写了这篇碑文。 碑文对韩愈的一生，包括其得失与遭遇，其学养与造诣，以及在潮州的政绩做了全面深刻的解读，其曰： 自东汉已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 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 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 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麾，同挥。指挥，号召。靡，顺风倒下。 堪为史笔。文起八代之衰多为后人引用。 前文之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不仅适用于解读韩愈，古往今来，所有正直的进步的文人，包括苏轼，皆适用。 《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札子，公文文体，相当于表、状。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唐德宗时为翰林学士累进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多所奏陈，为后世所崇。 宋哲宗元佑八年，苏轼兼任翰林侍读学士，负有对幼年哲宗的教学职责。当时，王安石新法被歪曲，弊端百出，新旧党争剧烈，百姓遭殃，国家受害。苏轼与同僚人等共同请求校正唐代陆贽奏议，并请求校正后进呈阅皇帝。 札子极力推崇陆贽的治国方略，并直谏哲宗予以借鉴。 说服力与感染力皆强的札子，为后世传诵。 《三槐堂铭》： 三槐堂，北宋初期大官僚世家王祜家的堂号，因园中植三株槐树而名，三槐也象征朝廷的三公（西汉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之称）。铭，这里为厅堂铭，以表彰其主人。 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即王祜，字景叔），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 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 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即王旦，王祜次子），相真宗皇帝于景 德、祥符之间。 三槐堂的由来颇有些传奇色彩。王祜的功业及品格，传承给子孙；子孙扬名立业，在于子孙的贤德。王祜手植三槐的寓意也就不难理解了。 牢骚之语卒以直道不容于时，颇抓人眼球，令人深思。 《方山子传》： 方山子，姓陈名慥字季常，宋永嘉人。苏轼之友。 苏轼写此传时，方山子尚在世，苏轼便没有去叙述其世系及生平行事，而是选取了方山子的一些生活片段予以记叙，突出了方山子不慕名利，舍弃功利而甘愿贫贱的品格。 余既耸然异之，独念方山子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前十九年，余在 岐下，见方山子从两骑，挟二矢，游西山，鹊起于前，使骑逐而射之，不获，方 山子怒马独出，一发得之。因与余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自谓一时豪杰。今几 日耳，精悍之色，犹见于眉间，而岂山中之人哉？ 以细节取胜，方山子之形象立于纸上。 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佯狂诟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 异人，特别之人，或才能或性格。 对异人之语，并非贬词，似有深意；方山子弃富贵而乐归隐，是因为不遇，而苏轼仕途坎坷，被贬黄州，也是不遇，——同病相怜，想见异人之洒脱，向往隐居之安逸，亦未可知。 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旧派司马光为相，苏轼被召回京做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侍读、龙图阁学士等官。绍圣元年（公元1094）新派再起，苏轼一贬再贬，从惠州直到遥远偏僻的琼州（今广东海南岛）。宋徽宗即位，被赦还。公元1101年，死在常州。 诗人老去，巨星陨落，而英灵长存。 苏轼著作丰富，有《东坡全集》《易传》《书传》《论语说》《仇池笔记》《东坡志林》等。他是宋代文坛领袖，享有巨大声誉，他创作的不朽篇章标志着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高度成就，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诗歌方面，人们推重他的开阔的境界，奔放的风格；他所创立的豪放词风，与南宋的辛弃疾，形成苏辛词派，影响深巨。为文更是了得。其说理透辟，辩丽恣肆的议论文常被后人奉为典范。小品文更是直接影响了公安派，直到清代的袁牧、郑板桥。那些传世名篇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待续） 赞 (散文编辑：江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