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与历史反思
李朝津
中国与日本虽然说有二千年交往历史，但日本孤悬海外，近代以前之航海技术并不发
达，往来只限于少数人，故双方正式接触机会并不多，甚至要透过第三者如朝鲜或琉球建
立沟通渠道。这一格局，直到鸦片战争后才有所改变。1871年中日订定修好通商规条，两
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但交往并不畅顺。订交四年不到，1874年即发生“牡丹社事件”，
日本出兵台湾；到1894年更爆发甲午战争，此后双方关系一直跌跌撞撞，直到1945年日本
战败，两国颠簸不已的关系才告一段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冷战体制分割下，中日两国
暂得以相安，然随着两极霸权的衰落、多元世界的兴起，中日关系翻然又成为一极具爆炸
性问题。
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许多共通地方，本应容易互相理解，然却无法避免彼此间之龃龉
，从长远历史而言，有其结构性问题。首先，中日两国二千年来缺乏真正互动，到近代才
真正有具体接触，现实与理想的差距，难以培养出一种理解对方之同理心，容易造成误解
[1]。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千岁丸”之行。日本江户幕府末期，“锁国体制”被打破后，幕
府十分关注当时中国的状况。1862年，为了促进对华贸易，幕府特地向英国购入洋船，命
名“千岁丸”，派出五十多人之代表团赴上海，停留两个月，仔细考察在英法联军役后及
太平天国军兴中的清廷。在上海，他们目睹市容破旧、西洋人对中国人颐指气使的情况，
甚为失望。由此，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而言，中国成为落后老大的象征，这为日后“脱亚
论”的兴起埋下伏线。
其次，日本从未正式进入过中国之天下秩序，但却深受中国传统经典的影响，故日本
成为中国在亚洲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之最有力挑战者。滨下武志指出：“日本近代化是在以
中国为中心之朝贡制度内发生，由中华概念去观察亚洲的近代，所谓日本近代化即为日本
要夺取中华世界的过程。”[2]然探讨其背后思维，正如张启雄所言，日本接受中国传统天
下观念，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去天命，由有德者继承者，亦即所谓“易姓革命”。易姓
革命是一个“争天下”的过程，继承者论德不论种族，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
国则中国之”，而日本正是用上述方式号召，竞逐东亚之主宰者[3]。
然历史格局只能是影响中日关系之部分原因，二十世纪的国际关系已进入全球化的阶
段，传统亚洲秩序只能是政策决定的背景，中日两国的国际行为必须配合现行国际形式，
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新因素。因此，促使两国对立加深、磨擦不断的中日战争，才更值得
我们注意并引以为鉴。这是本文的关心所在。
一 有关中日战争的争议
中日战争起源于1937年7月7日。不过，由中国人的角度看，它包涵的范围应更广：可
以上溯至1931年之“九一八事变”，是为日本正式使用武力侵略中国；甚至可以上溯至18
95年之甲午战争乃至早在1874年之“牡丹社事件”。这反映出日本侵略中国其来有自，远
在明治时期便开始扩张。中国学者大多用上述观点来看待中日关系，而结论亦主要为日本
的近代扩张是一个对中国连续侵略的过程。波多野澄雄归结此种看法为“侵略与抵抗”的
典范，可以说一矢中的[4]。事实上，无论台湾或中国大陆学界，对中日战争的解释仍未能
越出救亡图存的角度，这亦可说是学界解读抗战的一个困境。中日战争毫无疑问是一场侵
略战争，然除了侵略以外，难道就没有其他含义？历史上侵略战争所在多有，但抗战与其
他抵抗侵略的战争有何差别？对此，海峡两岸至今仍缺乏一个宏观解释。近年有中国大陆
学者提出“反法西斯战争”的概念，有意寻求中日战争在抗战以外的意义[5]。但反法西斯
是苏联对二战之解释架构。对苏联而言，二战的起因是德、日、意三国结成反共轴心，企
图瓦解社会主义制度，故法西斯国家是其最主要敌人。然中、美、英三国对二战的性质看
法不尽相同，对德、日、意三国之立场亦各有相异，因此用“反法西斯战争”概念实在未
能确实反映出二战之本质所在。因此，如何把各国之战争串联在一起，是研究抗战史不可
或缺的工作。
与中国学者之连续侵略观点相反，不少日本学者采取一个不连续观点来看待中日战争
。虽然他们并不否认中日战争的侵略性，但认为中日战争以至太平洋战争并非是一个连续
一贯的过程，而是有许多转折点；假如有关国家能妥善处理国际上之矛盾，战争是可以避
免的。所谓“转折点”，又可以集中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以及“珍珠港事
变”这三个历史事件之上。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缘起，这在今天的日本学界已经有了比较统一的
看法：即事变从一开始便是关东军以至部分日本国内军人策划的阴谋，目的是攫取中国东
三省，扩大日本对抗苏联的纵深及加强战争资源的占有[6]。至于“九一八事变”在何时终
结，则有较大争论。日本部分学者主张中日两国在《塘沽协定》签署时，“九一八事变”
已经结束，因为根据《塘沽协定》，中日双方军队以长城为界，不得越境攻击对方，而且
为确实避免冲突，在长城以南、平津以北设一非武装地区，双方不得驻守军队。对上述学
者而言，这代表国民政府默认满州国的存在，亦即达成日本军人把东三省由中国分割出去
的目的。他们认为若非日本军人再推动华北自治运动，北方局势可能就此稳定下来，而“
卢沟桥事变”便无从发生[7]。中国学者大多反对此种看法，认为由《塘沽协定》到华北自
治运动，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贯既定政策，非只是现地日本军人推动，同时中国亦不可能
放弃东北，故“九一八事变”危机未因《塘沽协定》的签订而消解[8]。另外，亦有部分日
本学者由“十五年战争”（下详）的角度，同样主张华北自治运动非只是现地日本军人动
作，而是日本侵华之一贯延续行动[9]。
第二个问题是“卢沟桥事变”的性质是否为一有计划事件以及为何会扩大成全面战争
。由于“九一八事变”前车之鉴，中国学者多半认为“卢沟桥事变”为日军有计划之挑衅
行为，中国为图生存，战事不能不扩大为全面战争[10]。日本的主流看法则认为“卢沟桥
事变”是偶发性事件，而且在事发之初，无论日本内阁及中央军部均主张不扩大事件，由
现地军事当局解决。当时日本在华驻军方认为中国当局行事颟顸，必须实施军事压力才能
奏效，但基本上亦把行动限制于平津地区，无意扩大为全面战争。1937年7月25日平津战事
展开后，日本内阁亦曾考虑停战办法，一方面向国民政府提出两项停战条件，即首先把华
北非武装地区延伸至永定河以北，其次是缔结华北经济合作协定；另一方面日本内阁亦释
放好意，取消《何梅协定》及《秦土协定》，同时承诺支持冀东政府及冀察政务委员会的
合并。由上述日方构想，可见日本无意进行全面战争。至于为何由局部转向全面战争，其
关键是“八一三事变”（淞沪之战）。日本原来设想作战只限于上海地区，不会越过苏州
嘉兴线，然随着战事扩大，日本不断增派军力，到10月已达九个师团，超越华北八个师团
，因此为迫使中国屈服，华中日军遂主张扩大战线，进攻南京，才演变成为全面战争[11]
。
第三个问题为“珍珠港事变”的必然性，亦即是日本与美国间的太平洋战争是否无可
避免。196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有不少翻案文章，认为日美战争不一定会发生。最主要论
点是战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密切；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亦没有给予中国太多援手。
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利益是微不足道的，而1930年代美国对日出口是对华的三倍
，因此美国没有理由为了中国而放弃日本。美国对日政策之转捩点是1940年9月，日、德、
意轴心军事同盟成立，中日战争转化为欧洲战争之一部分，美国于是祭出限制石油出口的
手段，并第三次贷款中国，不过美国当时仍小心翼翼，只限制初级石油，对中国亦只限于
经济援助，留有转圜空间。美日真正摊牌时间是1941年7月，当日军开进南越金兰湾，威胁
到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地位，美国才决定冻结日本在美资产，全面禁运石油[12]。因此，
一些研究太平洋战争的美国学者认为日本如不加入轴心同盟，日美大战也许可以避免。
研究日美关系之日本学者亦同样认为日美间不一定会开战，因为日本无意对美发动战
争。虽然1938年11月近卫第二次声明强调建立亚洲新秩序，但挑战之对象是英国而非美国
，然美国已在1937年7月废弃日美通商协定。1940年5月及11月日本曾两度要求荷属印尼当
局保证对日本供应资源，然荷兰在英国及美国之支持下，拒绝日本所请。日本学者认为在
所谓“ABCD四国（美国、英国、中国、荷兰）包围”下，日本不得不与德国合作。虽然如
此，日本仍希望能与美国沟通，即便是向来被视为极端保守之平沼骐一郎内阁，仍希望与
美国维持友好关系；1941年7月近卫文麿再任首相，甚至提议访问美国，要与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面对面谈判。直到11月2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向日本提出备忘录，要求日本恢复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前的状况，有若最后
通牒，日本才决定开战[13]。概括美国与日本学者之研究，则“珍珠港事变”并非必然，
战争的发生若不是两国间的误解，至少日本是不得已而出手。
总的来说，“战争连续说”比较宏观，它给历史一个直接了当的解释，但稍为简单化
--在中国是用“侵略”与“非侵略”来划分，在日本则以“资本主义”或“天皇制绝对主
义”来说明。然历史是复杂的，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架构来涵盖，需要更细致的分析。至于
主张“战争不连续说”的学者则强调历史之转折性，他们比较从多层次角度看问题，论证
亦较为细密，若由事后检讨而言，对如何吸取历史教训是相当有帮助的，但由于过份以孤
立个案论证，很容易有见树不见林的弊端。其实两者的分岐，最后仍系于战争责任问题，
“战争连续说”希望由宏观角度追究出一个最后责任的真相，“战争不连续说”则不认为
战争责任是一个历史研究的中心课题，两者的差别造成不断的纷争。
若抛开战争责任这一命题，改由关联性思考，也许可以跳脱此一困境。“战争责任”
这一概念可以有两个思考层次：首先是道德层次，它关乎是非问题，若社会环境不变，它
可以历久弥新，但它只是行动指南，无助思考问题；其次是法律层次，亦即犯罪者所应负
责任，不过责任有时效性，若超过一定时间，再追究亦于事无补。上述两个层次无论哪一
个，都无法帮助思考历史；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只能由历史事件的关联性下手。所谓“
关联性”是指历史时代里的大方向，在这个大方向下，个别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不同因素
，可以是即时回应、也可能是沟通不良、也可能是环境制限等等，故历史研究固然要了解
各个事件的不同因素，但亦不应忽视历史时代的大方向，否则便无法整合不同之历史事件
。
以“九一八事变”为例，国民政府之对日政策亦非一成不变。在事变之初，国府是采
取汉贼不两立的态度，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把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但到1933年国府已
愿意与日本坐下谈判[14]。蒋介石在1934年12月发表之〈敌乎？友乎？〉一文，便曾检讨
以往中国对日本政策之失误，认为过份倚赖民气及国际调停，不了解中国本身军力不济，
同时亦没有考虑到东北经济权益对日本之重要性。因此他主张直接与日本交涉，给予日本
一定的经济利益，甚至仿效列宁与德国言和的故事[15]。蒋氏并没有说明怎样做，但列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The Treaty of Brest-
Litovsk）时割让了领土，言下之意，是蒋氏愿意放弃东北，换取与日本和平。如蒋氏真的
履行此点，便如上述部分日本学者所言，《塘沽协定》签订后中日局势便会稳定下来，不
会有“卢沟桥事变”之发生。但从蒋氏个人意愿以至当时中国全国气氛来看，放弃东北是
不可能的。在发表〈敌乎？友乎？〉后四个月，蒋氏在日记中便记下：“对倭策略：甲、
如彼归还我东北，则与之公开防俄，并进行铁道交涉，及聘倭教官；乙、如彼取消长城以
内战时特殊状态；则我与之进行经济合作，何如？”[16]换言之，若日本交还东北，则可
与之合作抗苏；若只取消在华北特权，则只能进行经济合作，亦即无意放弃东北。可见东
北问题不解决，要消解中日间矛盾似无可能。
至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过去中国学者大部分认为是日本有计划发动，主要原因是“
西安事变”后中国走上统一道路，有碍日本之扩张。不过，根据日本学者战后的研究，大
致可以确定“卢沟桥事变”为偶发事件，并非预先策划。然既是偶发事件，为何会扩大成
为全面战争？部分学者认为扩大战事最重要的原因是淞沪之战，到10月底日军在上海已超
逾华北规模，而伤亡亦在预估之上，现地日军为了实现惩罚，决定跨越苏州嘉兴线，攻取
南京，结果扩大为全面战争。但淞沪之战对国民政府而言只不过是手段，正如齐锡生指出
，国民政府选择在上海开战，因为有地利之便，长江下游是国民政府根据地，经营多年，
在上海开战能争取主动；同时上海亦是国际都会，在淞沪开战不但能吸引外国政府注意，
亦促使他们介入[17]。国民政府使用军事力量最主要目的是维持华北主权，“卢沟桥事变
”被视为日本强化其在华北地位的事件，若不防范未然，会是第一张倒下的骨牌，故事件
一出现，国府即决定动员四师入河北，目的即在此。因此当7月26日廊坊发生战斗，日军正
式攻击北平时，蒋介石即在日记上写道：“倭寇既正攻北平，则大战再不能免。”[18]蒋
介石在此时已决定不惜一战，但日本则以为取得平津地区权益后，仍可以用军力压迫国民
政府屈服。故中日战争扩大的最主要原因，非淞沪战争而是日本误解蒋介石开战之决心。
“珍珠港事变”是不是日美冲突的必然结果，战后美国有不少讨论，但却少有学者涵
盖中国战场，自然难以全面讨论其得失，主要原因是1950年代美国学术界有关“失掉中国
”的激烈争论。故自伯格（Dorothy Borg）发表其《美国与远东危机，1933-1938》（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8）大作后，便为二战期间美
国对华政策定调：即美国对中国事务并不热衷，无意介入中日战争；罗斯福在1937年10月
5日之“隔离演说”，并非要制裁日本，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推动和平之国际机制；在11月召
开的布鲁塞尔会议（九国公约国会议）上，由于美国不肯具体承诺任何义务，最后对日本
制裁只是一纸空文，由各国自行决定。然美国对中日战争是否毫不在意？伯格在书中指出
罗斯福在演讲三星期前，便曾提及有意用贸易制裁对付德、意、日三国，并指称此三国为
强盗国家，罗斯福之立场其实十分清楚[19]。事实上，在布鲁塞尔会议中，美国态度亦倾
向中国。根据中国代表顾维钧之报告，美国代表在起草九国公约会议宣言时，力主对日本
采严厉态度[20]，其首席代表戴维斯（Norman Davis）亦私下向顾维钧表示，“美国决不
同意牺牲中国之条件”，并希望中国“除万不得已停战外，绝不可与日本直接签订任何协
定”[21]。当然，美国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对华政策一直消极，主要因为国内外各种因
素的限制，但并不代表美国对远东局势完全冷漠。
在日本，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烦恼。在战后初期，中日
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是两个不相属的概念，中日战争专指中国，而太平洋战争则专指美国。
但事实上两者具有关连性，无法分开。1968年，家永三郎提出“十五年战争”的概念，十
五年指由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至1945年8月二战结束，包括了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
，换言之即承认战争是连续发展的历史。家永三郎虽然是左翼史学家，但“十五年战争”
这一观念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然而这观念在最近仍受质疑，首先，“十五年战争”是一
个连续性概念，自然受到不连续史学派的反对；其次，这概念在时间上包括两个战争但没
有具体点出一个明确内容，在使用上无法起提纲挈领的作用[22]。最近日本使用较普遍的
词汇是“亚细亚．太平洋”，最早见于2005年岩波书店出版之《岩波讲座 亚细亚．太平
洋战争》丛书，编者希望能利用这个新词汇把两个战争串联起来，同时亦能点出其特征[2
3]。
二 历史的反思
中日战争并非是1930年代至1940年代世界范围内唯一的战争，当时在欧洲及非洲都出
现大规模的战事，今天统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战争本来应放在二战的框架下审
视，然对二战的性质，到今天仍言人人殊。首先光在时间上便难以统一，中日战争最早发
生，但两国一直到“珍珠港事变”为止都没有正式宣战。欧洲学者一向认为中日战争影响
不大，他们是以1939年9月德国侵略波兰为二战的开始[24]。然真正全面战争却发生在太平
洋的珍珠港，因此如何界定二战的开始便是一个难题。其次是交战国的关系，二战表面上
是同盟国与轴心国的对峙，好像壁垒分明，但事实上各个阵营的成员都是同床异梦，各有
盘算。德国与日本的情况最明显，两国签订反共同盟时，苏联是共同敌人，然随着国际形
势的变化，两国的对苏政策完全无法凑合，结果在1941年4月，日本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
约，两个月后，德国则对苏发动全面攻击。至于中、英、美、苏四同盟国，在战时相互亦
有许多纠纷，所以如何把中日战争关联到二战是一个重要命题。
简单来说，二战是欧洲主权国家制度的后遗症。主权国家制度是欧洲国际体系所独有
，以主权国作为国际互动之基本单位，各国自守本国权益，亦因此形成多元竞争局面，富
国强兵是主权国家竞争的必由之径。由于十九世纪以来各国对峙激烈，终于导至一战爆发
。欧洲在战争中元气大伤，损失惨重，故在战争结束后，英、美、法等国推动集体安全制
度以求和平得到保障，然所谓“缺既得利益国家”（have-not）的德、日、意三国则要求
与英、美、法等国享受同等权益，这是二战的由来。日本是非西方国家中近代化最成功的
国家，自明治维新以来即模仿欧洲诸国制度，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当然其富国强兵政策会
因历史阶段之不同，其方式亦有异。例如在一战以前，它是走西方帝国主义发展的道路，
无限扩张；到一战以后，便以争取区域利益，建立自给自足之地区霸权为主。亦因为这个
缘故，中日双方的冲突便不断扩大。
中日战争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企图改变国际现状。当中日战争初起时，纠纷
只限于中日两国，鉴于中日关系的复杂，英美都希望事态早日平息，暂抱静观其变态度，
不想介入太深。然随着1938年日本占有地逐步扩大，两国开始抱有戒心，最大的转折点是
1938年11月近卫发表第二次声明，要创造东亚新秩序，明白挑战1921年华盛顿会议以来之
门户开放体制，美国开始采取反击政策，亦为酿成太平洋战争之原因[25]。当然，国际现
状不可能永远维持原貌，但改变需要有一个达成共识的改变机制。事实上，在抗战期间，
中国亦是当时国际社会中鼓吹变动的倡导者之一，主要目标便是要推翻帝国主义主导的世
界架构，但在实践过程中，基本上是希望透过联合国机制来解决。1944年美国准备召开敦
巴顿橡园会议，讨论战后集体安全机构的组织。当时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
惠草拟一份《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在第二十一节中提出“和平变更”构想。该节原出
于国际联盟会章第十九条：“若国际上有不可行条约或该条约会危及世界和平时，会员可
在大会中提出修改。”但王宠惠认为该条款“规定太弱，且缺少具体执行办法”，因此衍
生为三条建议：其一为争议国单方面可以提请大会拟订解决方法；其二为大会决议应有出
席会员五分之四同意；其三为对不遵守大会决议之国家，理事会得施行制裁[26]。换言之
，只要国际组织的绝对多数同意，大会便不用得到争议双方的认可而议决。王宠惠的构想
，可以说是对国际组织有过高的期待，但其基本精神是希望建立一个和平协商机制以应付
变动之国际政治形势。
第三个促使中日战争扩大的因素是意识形态。二战可以说是一个全球的意识形态战争
，也可以说是一个世界观战争。就同盟国之观点看，前文提及苏联用“法西斯”与“反法
西斯”概念看待二战，这是一种社会主义世界观，企图用垄断资本家的反扑来解释战争起
源。就美国而言，它是用“民主”与“独裁”的对立来界定二战。就中国而言，二战的意
义是民族国家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英国而言，二战是一个重振大英帝国及欧洲文明的
机会。除英国以外，同盟国大都能提出一个普世价值，在意识形态上占有优势。至于德、
日、意三个轴心国家所追求的多为地区中的本国利益，在思想动员上是落于下风。日本曾
试图提出“大东亚战争”的口号，界定二战为一个亚洲民族对抗欧美侵略的战争。大东亚
战争是日本近代提倡亚细亚主义的一个延伸，不能说它完全没有说服力--假如不以人废言
，日本一些亚细亚主义者的思想是值得探讨的；不过它最大的破绽则是日本要解放亚洲国
家，但却在亚洲进行最大的侵略战争，实难以自圆其说。
第四个因素是美国与中日战争的关系。美国由“九一八事变”开始，对中国都是采取
同情立场，此亦为过去“中美两国特殊关系论”出现的背景，然经过1960年代美国现实主
义者重新解读，中美特殊关系论早已烟消云散。其实亚洲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地方，
美国理解不深，无论对中国还是日本，都没有特别喜恶立场。在战前，美国对亚洲最根本
的政策是门户开放，即美国能自由进出当地市场。美国不会接受一个独霸亚洲国家的出现
，其不同意日本之亚洲门罗主义政策，是理所当然。不过美国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前之
对日政策是缓慢而坚决的，它逐步回应日本在太平洋的扩张行动，但不急于摊牌，企图求
取更多可行性政策的空间，这是令到蒋介石不耐烦与担心的地方。虽然如此，美国在原则
上仍坚持中国之主权、远东之门户开放。一个较明显的案例是1939年初发生的“天津事件
”，日本指责英国在天津租界包庇国民政府暗杀活动，同时默许法币流通，由6月开始日英
进行谈判，最后英国屈服，同意日本军队在一定程度下介入天津英租界治安，并命驻天津
英军撤退。这种在实力不如人时便采取退却的策略，是典型英式外交。但美国却拒绝退兵
，仍留守天津，并在1939年7月26日通知日本废除日美商约，意即警告日本若有进一步行动
，即停止供应石油。美国这种拖延手法，一拖便四年，直到1941年，日本终忍不住要攻袭
珍珠港了。美国此种后发先至政策，在二战结束后初期，虽被批评为颟顸无效率，但由长
期来看，不挑衅政策是取得国内外支持的最佳方法。
三 结论
中日战争有其世界意义，与亚洲战场及欧洲战场有一定之关联性，代表人类走向近代
的历程。首先，它是近代欧洲国家体制发展的结果，人类虽经过一战，并未吸取足够教训
，仍朝富国强兵路线前进，其中又以日、德、意三国最明显，这是中日战争爆发的一个重
要背景；其次，是科技发展迅速，人类对军事手段充满信心，以为船坚炮利便无往而不利
，透过外交手段的折衷妥协遭到漠视，最后只能兵戎相见；第三，是各国及各地区发展先
后不一，形成对现状不满情绪，因而触发打破现状想法，亦成为建立生存危机的意识形态
基础。因此，不把中日战争置于二战的世界背景上，便无法理解它发生的真正原因。
上述各种因素，又以意识形态冲突最为危险。透过思想之总体化，每个人都在“我者
”及“他者”间划一清楚界线，敌我分明，是战争的最大泉源，如何消弭思想上的冲突是
和平的最重要基础。前文提及过王宠惠所拟定之《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其第十二节便
提出“道义军缩”概念。所谓“道义军缩”是在各国禁止鼓吹冲突之各种活动，包括：广
播、报刊、演讲集会、学校课本、电影及戏曲；同时在学校设立国际和平课程；另各国亦
应立法准许本国人民召集反战活动及拒服兵役[27]。“道义军缩”是希望透过思想教育来
消除各国以及各地区之对立关系，要全面实施并不容易，但目前各国有许多两次大战的纪
念馆，假如能发挥各纪念馆之作用，不只是悼念战争中之伤亡者，而是用在正面思考战争
带来之教训，对未来各国如何共处在一个世界中，会有更为积极的意义。附：《二十一世
纪》2014年4月号·文章目录
二十一世纪评论·中日历史观争议
李朝津 中日战争与历史反思
吕玉新 文明史鉴：日本国学影响下的极端民族主义滥觞
伊东贵之 “感情记忆”的印痕--历史叙述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学术论文
周颂伦 文明“入欧”与政治“脱亚”--福泽谕吉“文明论”的逻辑构造
高力克 宪政与民主：梁启超的政体与国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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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陈嘉礼 华夏之学应含“夷”--评夏含夷《兴与象：中国古代文化史论集》
姚达兑 基督教新教汉语文学研究的兴起--评John T. P. Lai, Negotiating
Religious Gaps: The Enterprise of Translating Christian Tract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毕 苑 甲骨文的隐喻--评何伟《甲骨文：一次占卜当代中国的旅程》
李 劼 迷雾里的历史--评Bob T. Wakabayashi, ed., The Nanking Atrocity, 193
7-38: Complicating the Picture
三边互动
编后语
图片来源
注释
1 Harry D. Harootunian, "The Functions of China in Tokugawa Thought", in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ed. Akira Iriy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9-36.
2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际的契机》（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页40。
3 张启雄：〈中华世界帝国与近代中日纷争〉，载蒋永敬等编：《近百年中日关系论
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92），页13-43；〈中华世界秩序原理的源起：
近代中国外交纷争中的古典文化价值〉，载吴志攀、李玉主编：《东亚的价值》（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页105-46。
4 波多野澄雄：〈日中间の“历史和解”を求めて〉，《櫔木史学》，2009年第23号
，页1-10。
5 胡德坤、韩永利：《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6 臼井胜美：〈满州事变の性格〉，《军事史学》，2002年第37卷第2/3合并号，页
9-22。
7 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研究--昭和前期》（东京：吉川弘文馆，1998）。
8 参见李云汉：《宋哲元与七七抗战》（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梁敬錞：
《日本侵略华北史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
对华政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9 内田尚孝：《华北事变の研究：塘沽停战协定と华北危机下の日中关系，1932-19
35年》（东京：汲古书院，2006）。
10 李云汉：〈卢沟桥事变：第二次中日战争的开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集刊》，1987年第16期，页383-410；曲家源：《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兼与日本有关历史
学者商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
11 古屋哲夫：《日中战争》（东京：岩波书店，1985），页124-48。
12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 History of Sino-
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13 参见Jonathan G. Utley, Going to War with Japan, 1937-1941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2-73；吉田裕：《アジア．太平洋战争》（东京：
岩波书店，2007），页13-14。
14 鹿锡俊：《中国国民政府の对日政策，1931-1933》（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
001)。
15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三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页3137。
16 黄自进、潘光哲编：《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上册（台北：国史馆，2011
），页450。
17 Hsi-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18 《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下册，页566。
19 Dorothy Borg,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3-193
8: From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rough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Undeclared
Sino-Japanese Wa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379.
20 孙武选辑：〈中国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代表与外交部等来往文电（
1937.10-11）〉（一），《民国档案》，2008年第3期，页41，会55号。
21 孙武选辑：〈中国出席九国公约签字国布鲁塞尔会议代表与外交部等来往文电（
1937.10-11）〉（二），《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页10，会76号。
22 庄司润一郎：〈日本における战争呼称に关する问题の一考察〉，《防卫研究所
纪要》，2011年第13卷第3号，页43-80。
23 仓泽爱子等编：《岩波讲座 アジア．太平洋战争》（东京：岩波书店，2005）
。
24 Alan J. P. Taylor,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Touchstone, 1996), 18.
25 Akira Iriye,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7), 68.
26、27 叶惠芬编：《中华民国与联合国史料汇编．筹设篇》（台北：国史馆，2001
），页85-86；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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