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考古发掘报告作为第一手资料，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本文以《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为例，探讨本人在读此篇报告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学习到的知识。
关键词：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地层关系；类型学
初读《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说实话，作为一部要求详细阅读的发掘报告，不论是关于其编写体例还是其内容，都很难深入的去理解，尤其是关于报告内容中关于墓葬与器物分型分式的内容，易容易接受的主要是报告中的“第一章绪论”、“第五章墓葬分期与年代”、“第六章结语”三部分内容，基于这样的情况，我就在想“既然报告不容易被接受，那么编著发掘报告是为了什么呢”“我们是否应该去读发掘报告”“如果读，应该怎样读，应该怎样接受报告中的内容”等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这些疑团，目前我所能做的就是要搞清楚发掘报告主要讲了些什么以及发掘报告所承载的重要性和它值得人们去利用的优势等问题，怀着这些问题，我开始阅读这篇发掘报告，并在阅读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启发。
墓葬的地层关系对于判断墓葬之间的相对年代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这种相对年代只是说哪个更早些哪个更晚些，若要更为确切的去判断墓葬的绝对年代，还是需要对地层的年代有充分的认识，同时墓葬中的出土器物具有断代的信息，地层与器物相结合来断代，所得出的墓葬的年代才可能会具有一定的准确性，但并不说明这样的断代就确切的准确，还是需要别的方法来进行佐证。什邡所发掘出的98座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并且98座墓葬的开口均于生土层或沙砾层上，汉代层或者耕土层的下方，这一墓地的地层关系较为简单，对于判断墓葬的年代来说少了很多干扰因素。
类型学在考古学中所占的比重是毋庸置疑的，什邡报告中关于类型学的运用应该算是比较严谨的，从而使报告的描述和结构也随之认真、严谨，除去墓葬的相关情况的总述和关于墓葬属性、分期等方面内容的介绍，报告大体上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描述，从墓葬本身的分类即将墓葬分为船棺墓、木板墓、木椁墓、土坑墓四类进行具体的分型分式的叙述、随葬品的分类描述、将随葬品依据其材质的不同进行分型分式的描述。在这个描述的过程中，编著者根据发掘的情况，将墓葬中各类墓葬根据其墓的形制或者墓坑的形制进行了分类，同时，描述出墓葬内部的随葬品的分布情况和葬式的情况，这种客观的描述，为意识形态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由于随葬品数量大、种类繁多，所以编著者对随葬品进行了分型分式研究。认真观察，可以发现编著者在进行分类时，有着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根据器物的不同有所不同，比如在对“豆”进行分型分式时，根据有无手柄分成AB两型，在A型中，根据腹部的形态，分为了五式；在B型中，则根据口沿的情况分为了两式。在对铜兵器进行分型分式时，则是依据已知区域的风格进行分类，比如对“矛”的分类，根据巴蜀式纹饰和矛的整体形状，分为了三型，在每一型中又根据具体的器物形状分为n 式。这些分型分式的不同依据，可以让我们更为详细和具体的去了解随葬品的情况，虽说标准不同，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更客观的去阐述，从而不至于因为标准单一而错漏很多信息。在对墓葬和随葬品分述完后，编著者又将二者与具体墓葬结合，进行了墓葬分述，这一章应该可以说是这篇发掘报告的精华。首先，在前面对随葬品和墓葬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分述外，编著者依然可以“耐得住寂寞”对各类墓葬中的各种形制中的各个墓葬的情况进行较为详细的描述介绍。这种编著方法，从材料的完整性来讲，是对考古材料和后期的考古研究的尊重。
在北京大学李零教授的《入山与出塞》一文中，提到“……但远离其外的名山大川（和尚、道士才去的地方），往往是祭祀遗址所在，却常常被忽略，或者虽有发现，也多属偶然，少有调查和发掘。我们所知只是挖出来的‘物’，而不是保存它们的‘坑’，这是非常遗憾的。”这段文字就讲到了前文提及的“分述完后再对具体墓葬具体分析”的重要性。何为“物”，何为“坑”，看似两个简单的名词，实则代表了两个很重要的大方向，一个是“局部”，一个是“整体”。发掘报告作为第一手最为直观的资料，应该尽可能的还原发掘时的现场情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实物资料上，尽可能的去还原墓葬在正式使用后即封门后所呈现出的状况，而这种“状况”越接近原始情况，我们所研究出的成果就会越接近古人的真实的生活情况。意识形态与信仰是一些让人们琢磨不透的东西，尤其是故人的信仰，我们想要去追溯，那么他们所留下的任何“蛛丝马迹”都值得我们去关注，这些随葬品的种类及其在墓葬中的摆放情况等等，都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
近些天，我一直在想文献在考古研究中的重要性，甚至有过几天，我很极端的认为文献史料是证明这些随葬的遗物、遗迹的属性的唯一证据，在后面的学习中，发现这个认识大错特错。许倬云老先生在他的《另一类考古学》中，谈到“……从古代文化研究的立场，我盼望考古学家提供不见于文献史料的资料，使我们对古人生活有比较清晰的印象”，巫鸿在其《“玉人”或“玉衣”？满城汉墓与汉代墓葬艺术中的质料象征意义》一文中，也提及到“为了强调考古资料的重要性，本文没有过多地引用文献资料”。这两篇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的去说明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之间的关系，但是从侧面透露出在考古研究中“考古资料”的重要性，“考古资料”本身所具有的重要的信息是不容忽视的，而文献史料则应该是辅助考古研究的一种方法，是基于考古实物基础之上进行研究的方法之一，而非是“唯一证据”。所以，在《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这篇发掘报告中编著者不仅仅交待出随葬品的情况，同时也说明了随葬品的分布情况，这是对考古资料的高度尊重。
《什邡城关战国秦汉墓地》是一篇相对比较完整的发掘报告，虽然存在着某种缺陷，但是这种缺陷是在编写复杂的发掘报告中所不可避免的，远远不能比及报告所带给我们的有用的信息量。
通读这篇发掘报告后，感触最深的也是今后学习研究中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要重视并且学会使用第一手资料即发掘报告，在研究中，书籍或者材料的编写者或多或少的都会倾向自己所重视的研究方向，那么我们在使用这些研究成果时，如果我们的学识不足够辨别材料的主客观性，那么很可能会影响我们研究的正常进行。发掘报告与这些研究性的文章相比，可能没有直接在研究性的文章的的基础上再次进行研究来的那么容易或者说进度不会很快，效果比之也不会很明显，但是我们研究的准确性会更高，所以发掘报告的相对客观性还是值得肯定的。在孙机先生的《仙凡幽明之间——汉画像石与“大象其生”》与巫鸿先生的些许文章中，都提及了对汉画像石图像的认识，但是二人在某些观点上有着不同的看法，拜读二位文章的经历不仅仅提高了我们研读别人文章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提醒自己已有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应该掌握的学术动态，但是还是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它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比起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要客观很多。
参考文献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什邡市博物馆：《什邡城关战 国秦汉墓地》，文物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
[2]许倬云：《另一类考古学》，选自《许倬云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
[3]李零：《入山与出塞》，《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4]孙机：《仙凡幽明之间——汉画像石与“大象其生”》，《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艺术史研究》，2013年第9期，总第122期。
[5]巫鸿：《“玉人”或“玉衣”？满城汉墓与汉代墓葬艺术中的质料象征意义》，选自《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上）》，三联书店出版， 2005年七月第一版。
[6]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巴蜀书社出版，2002年5月第一版。
[7]信立祥：《汉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选自《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俞伟超/主编，文物出版社，987年5月第一版。
作者简介
原媛（1990—），女，汉族，山西省晋城市人，现为四川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物与文化遗产保护。